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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还是一份六百里加急的紧急军报。而签发这份紧急军报的人，则是浙江巡抚范景文。
浙江安置灾民不利，嘉兴府发生大规模民乱！
作乱的灾民还勾结太湖贼屠阿丑，攻陷了嘉善县城，嘉善县令朱廷旦死节，县治所在的武塘镇被乱民抢掠一空，死伤无算！
而且这事，也是发生在十月底，其时正是熹宗归葬的时候，等浙江巡抚衙门搞清楚了基本的状况，再报到闽浙总督衙门，然后辗转到京师，如今已经是半个多月过去了。
明末财政窘迫，而浙江更是朝廷的钱粮重地，所以容不得半点不稳。
对于陕北的变乱，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心里有数，但是对浙江这件事民变，他却是有点意料之外了。
好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是历史上那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朱由检了，看着有些急切的大臣，自己的心中反而并不慌张。
初步巩固了辽东之后，如今又巩固了京畿，只要这两处不出危险，自己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浙江虽然是朝臣眼中的天下财赋重地，但是如今的崇祯皇帝可不像历史上那样穷得需要向朝臣和勋贵募捐。
年初大杀阉党、整顿盐务、厉行开中法，皇帝本人的手头自然是十分宽裕，即便是朝廷的财政也已经大为好转。而刚刚开始的这一波对于京师勋贵世家的抄家流放，再一次让皇帝本人发了一笔大财，同时也朝廷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大为改善。
也正是因为整治京师勋贵，带来了朝廷财政上的进一步改善，所以内阁几位阁臣，以及六部堂官以下的许多有识之士，没有加入到批评皇帝和军机处的浪潮中去。
也是因为这一波查抄二十余家公侯伯府得到的金银财富，足以抵得上浙江一省之前二十年解送朝廷的税赋钱粮还有富余，所以了解真实内情的崇祯皇帝即使有点意外，但也依然并不着急。
就在连续收到两份加急军报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召集在京的首辅李国鐠和阁臣徐光启，以及从通州和遵化急忙赶回京师的军机大臣孙承宗、李邦华，到文华殿议事。
由于范景文经闽浙总督府转送的紧急军报，只是仓促上报嘉兴府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基本判断，所以内阁和军机处诸位大臣在详细情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除了朝廷派人前去了解情况，以及预先考虑调兵遣将、围堵镇压以外，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又过了三天，又有两份紧急军报送达京师，一份是延绥巡抚孙传庭与陕西三边总督袁崇焕联署的，一份是浙江巡抚范景文与闽浙总督温体仁联署的。
这一次的军报就要详细全面得多了。
袁崇焕和孙传庭的联合奏报，先是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陕北流贼高迎祥等人，裹挟上万乱民围攻延安府城，先被马懋才带兵在城中顶住，因此久攻不下，后又被孙传庭、贺时雨从榆林带来的延绥镇边军追上。
最后官军与贼军在肤施城外大战，高迎祥等人所部，被孙传庭和马懋才击溃，延绥镇边军阵斩飞山虎、大红狼、拱破天等贼首，斩获乱贼三千有余。
不好的消息是，大贼头高迎祥突围北上，又抢了安定县城，裹挟城中青壮逃往清涧方向。而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等人，在肤施城外被击溃后，一路裹挟驱赶饥民往东逃窜，居然还给他们攻陷了延长县城，目前孙传庭、贺时雨所部，与马懋才所部正在继续往北，往东追击之中。
这下子陕北倒是更乱了。
收到了这份军报之后不久，皇帝又相继收到了锦衣卫榆林千户所的密报，所说情形则更为严峻，陕北的绥德、府谷两座县城，也是饥民云集，眼看着再不赈济就要乱了。
了解了更详细的情况之后，崇祯皇帝带着内阁和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很快就作出了决策：其一，传旨洛阳户部分司，尽快搜集解送二十万担粮食，入潼关，经西安，转运目前已经相对安全的延安府，交给坐镇延安剿贼的孙传庭和马懋才用来赈济陕北灾民。
其二，传旨给陕西巡抚洪承畴，整军备战，随时准备扑灭关中等地民乱，同时也命令他积极配合延绥巡抚孙传庭剿匪。
其三，传旨山西巡抚张晓，尽快调集山西镇驻军，沿着秦晋之间的黄河沿线布防。
还有一道，则是由锦衣卫负责转递给延绥巡抚孙传庭本人，并由其过目之后亲自转递给三边总督袁崇焕，其中大略阐述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关于陕北乃至陕西流贼问题的基本战略，大意是能就地消灭了当然最好，若是不能就地消灭，那么与其驱之往东以乱腹地，不如驱之往西以乱边鄙。
但是这样一种战略却是不方便公开谈论的，因为这样的战略属于见光死，不光是朝堂之上知道了要炸锅，就是消息一旦走漏了，这个战略也就没法再执行了。
给西北诸督抚的一道道圣旨发出之后，崇祯皇帝和内阁、军机处诸臣的目光，很快就转移到了浙江。
第二四二章 因何生乱（）
浙江本是富庶繁华之地，多少年来都是风调雨顺、工商兴旺、物富民康，但是到了明末的崇祯年间，却连着发生了多次影响很大的天灾，其中一个危害非常大的天灾就是大规模的海啸涌潮。
天启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浙江沿海发生大规模海啸，沿海几个州府受灾严重，时任巡抚潘汝桢，也就是在浙江首倡为魏忠贤立生祠的阉党分子潘汝桢，对灾情隐瞒不报，结果延误了赈济，致使沿海灾情不断恶化，灾区疫病丛生，导致大量老弱灾民死亡。
潘汝桢当时不敢上报的原因，也是党争惹下的祸端。天启七年的七八月间，天启皇帝朱由校先是病危，然后驾崩，处在关键时刻的魏忠贤，不想让这样的灾情传到朝廷，被东林党人拿来作为把柄攻击他，所以干脆隐瞒不报。
如今，魏忠贤早已死掉，而潘汝桢也早就被抄家问斩了，但是潘汝桢留下的烂摊子，却给崇祯元年之初匆忙接任的范景文，制造了不小的难题。
范景文到任之后，面对已经受灾半年之久、即将失控的局面，立即搜检浙江各地府库存粮，并在巡抚衙门里召集两浙豪门世家、巨商富贾筹款筹粮，也是多亏了浙江富裕，各地府库多有积存，总算是筹集到了一大笔钱粮物资，把总数近百万的浙东沿海几个府县的灾民安抚住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变。
再后来，随着闽浙总督温体仁的上任，他也带来了朝廷拨付的五十万两赈灾银子，其中给范景文留下了二十万两用来赈济浙东灾民。
范景文利用着二十万两银子，在浙西以及南直隶苏松等府，购买了数十万担粮食，然后以工代赈，召集嘉兴、杭州、宁波等地受灾百姓，疏通河道，清理淤塞，修补海塘，修桥铺路等等，总算是把这场迫在眉睫的变乱稳住了。
再接下来，熬到到了五月份，闽浙总督温体仁和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了海上巨寇郑芝龙，朝廷随后下发旨意，令闽浙两省将沿海受灾百姓迁往朝廷新设的东番卫安置。
领受了闽浙总督府转递的这道旨意之后，范景文才算是真正松下了一口气。
面对三四十万之众的沿海受灾百姓，二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经过了海啸侵袭的沿海诸州府，在两三年之内都不可能恢复如初，不光是村镇房屋短时间难以恢复重建，就是田地道路，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恢复耕种。
而浙江本来就山多地少，人口又多，即使想开垦荒地，也只有先往浙西安置，可惜的是浙西多山，宜耕土地很少，根本安置不了如此多的灾民。
所以朝廷的旨意一下，倒是给了范景文这个新任的浙江巡抚一条出路，而且这条出路还是一条光明大道。
说起来，移民东番其实并不容易，一来国人安土重迁，信奉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但凡有一点活路，都不愿离开祖先庐墓所在。
二来，东番岛，也就是后世的台湾岛，此时福建沿海居民口中的大员，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虽然有大量宜耕土地，但毕竟从来未经开发，而且还有一些野人生番部落，移民过去并不太平。
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事有机缘巧合。且说闽浙总督温体仁，一上任就下定决心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将来好再回到朝堂之上。但是天启七年七八月间的那次东南海啸，确确实实是给闽浙沿海十数个州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无数人家园被毁，流离失所，死了的浮尸江海之上，活着的涌进州府县城乞讨。
而且自古以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更加上彼时的闽浙沿海既缺医少药又正值炎热夏季。
因此，温体仁到任福州之后，很快就发现，闽浙沿海的灾情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不仅灾民遍地，而且疾疫流行，死了的不算，单算需要救济的闽浙两省灾民，怕不有上百万人。
温体仁知道自己和朝廷之上都低估了这次灾情的严重，但在朝堂之上，大话已经说出，此时也只由拿着有限的银子以工代赈，救济灾民了。
正当温体仁焦头烂额地督导闽浙两省沿海府县救灾的时候，福建巡抚熊文灿跟他报告了一个消息，此前一直接洽招抚闽东海寇郑芝龙的事情有了眉目。
温体仁一听之下心中暗喜，这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来的太是时候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没出意外，朝廷同意了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对郑芝龙的招降，而且封赏的规格还高于郑芝龙的预期，郑芝龙不仅做了福建的海防参将，而且郑家兄弟还当上了新设的东番卫指挥使等大小朝廷命官，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东番岛了。
五月受抚之后，温体仁让熊文灿亲赴同安召见了郑芝龙，及其麾下的一种大小前海盗头子，不仅当众进行封赏，而且与郑芝龙、郑鸿逵及其亲兄弟郑之虎、郑之豹等亲信之人，很快商定了转移闽浙灾民、充实开发东番的赈灾战略，以及朝廷不派流官、郑家世镇东番的交换条件。
熊文灿将情况报告给温体仁，温体仁对转移闽浙灾民、充实开发东番非常赞同，能把所有的灾民都转移出去，不给自己添乱惹麻烦，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且也是皇帝圣旨批准的策略之一。
然而对于郑芝龙等人提出的朝廷不派流官、郑家世镇东番的交换条件，心中却是极为不喜。
但是此时为闽浙沿海赈灾事宜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温体仁思来想去，还是捏着鼻子默认了这一条。
只是在给朝廷的奏报之中一笔带过含糊了过去，没有明提这一条。
其实，即便是温体仁向朝廷奏报了这一条件，崇祯皇帝也会答应的。
毕竟，如今这个年代，没有郑芝龙的积极配合，想要闽浙沿海转移灾民到东番岛上屯垦安置，乃至将来开发东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要想得到郑芝龙及其麾下不遗余力的支持配合，那就要给他们足够的利益和甜头。
对于转移灾民到东番安置屯垦，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一万个同意，所以温体仁的奏疏一上，立刻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而闽浙沿海府县灾区，转移灾民到东番安置的行动，也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福建多山少田，历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