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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说来还与汉军方面的军事采购大有关系，因为军事改革的原因，现在汉军的各支部队都在总参谋部的统筹下建立了“郎中营”编制，作为野战医院独立存在，于是针对这个机关的建立，政府方面需要采购大批的医疗器械以及药品，而北京怀仁堂作为一个声名遐迩的老字号，当然是其中首选，但可惜的是，还有另外一批人在打这笔生意的主意，当然这批人不可能在正当的商业竞争上取得胜利，于是在某一天晚上，怀仁堂这一代的当家人在自己的家里被人刺杀，然后其后院的药品仓库亦被人焚毁，而凶手也很快自首，并且在承天府公堂上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据说谋杀的动机是怀仁堂坐诊的名医欺他家贫，见死不救，于是怀恨在心执械行凶，当然这种简单的案子很快就予以具结，凶手被立即处死偿命，不过怀仁堂却因为这件事失去了一笔天文数字的生意。
这件事情林风还有些印象，实际上这个罪犯当初就是他自己亲笔勾决的，当时还曾有些奇怪，按理说这个怀仁堂当家人是一方名士，而且住的地方就在近卫军驻扎地附近，现在却被人单枪匹马轻松干掉顺便还烧了仓库，这个凶手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代高手了，不过当时正是俄国使节来访，也未曾细思，现在照这个报告上来推测，能有本事完成此项“工程”的，北京城内也就只有那么一些人。
除了这桩案件之外，报告上所枚列的其他事件也是为数不少，透过纸面上的官样文章，林风立即明白了汪士荣的意思，看得出，老汪在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一定头疼得很，既要让林风明白他的意思，也不能有诬告同僚之嫌疑。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受害人都是汉军统治下的传统手工业作坊的老板，虽然其犯罪手段五花八门，或者高利贷、或绑票、或恐吓、或人身威胁，总之最后的目的都是逼迫对方出让自己的产业或者放弃某一些竞争，而这些罪犯的身后，或多或少都有汉军军官、政府官僚的影子。
真是令人恐惧，阅罢报告的林风心中不由自主的浮起一丝寒意，难道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么？
抢劫？
官商？
这究竟是鼓励工商还是“残害工商”？
林风忽然感觉到有些不知所措，出现了这种状况，他现在简直一点办法没有，而更令他无所适从的是，就他的立场来判断，他甚至无法判断这些事情的对与错，他不知道是应该把这些事情划分到“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上，还是将这些事情判为“恶性刑事案件”。
而更为可怕的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既算他把这些事情判为恶性刑事案件，恐怕也无法进行处理和打击——从汪士荣隐讳的暗示来看，现在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铤而走险了，而是自己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半官方行为，是大批官员的集体行为。
对于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林风没有任何侥幸心里，事实上自那次整顿军队的贪污腐败之后，他就对自己手下的这批军官队伍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过此刻他也没有太多的愤怒，因为从事情的起源来看，林风自己在“胡记铁行”的扩张上也负有巨大责任，而且说不定这些人或许就是看到了自己对胡明仁的纵容，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吧？或许就在昨天、前天，胡明仁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秉承上意”的政治风向标，即使事情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样。
林风此刻深深领悟到了一个独裁者的责任和义务，他忽然明白了为何许中国历代这么多皇帝，能够“英名神武”的少，而“荒诞倦政”的多，这真是一个需要万分之再万分之谨慎的职业啊，一言一行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心中思绪万千，林风被身负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始终无法决策，这件事情关乎内部团结和统一，看来是无法找智囊谋士咨询意见了，只能由自己“乾纲独断”。
来来回回也不知道绕了多少个圈，林风心中烦闷，忍不住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此刻月上枝梢，威风细细，隐隐还有些清新的麦香，林风贪婪的嗅了几把，看来先农坛的那几亩麦子应该熟了。
一阵凉风袭来，吹得书房内的字画唰唰作响，林风回首望去，只见书桌背后那幅巨大的地图被吹得高高扬起，一顿一顿的拍打着背后的墙壁，他凝视良久，汉军占领区被牢牢的镶嵌在清军、农民军以及蒙古部队的包围之中，数面布防的小旗在微风中摇摇摆摆、岌岌可危。
林风忽然叹了一口气，伸手取过汪士荣的调查报告，稍一犹豫，随即凑到蜡烛上引燃，静静地注视着它慢慢化为灰烬。（注2）
注1：有不少书友兄弟对书中人物提出‘四大文臣’概念，笔者有点尴尬，其实前面交代得很清楚，周培公和汪士荣都是高级军官，是武将。
第76章（）
第九节
今年的天气稍微有些反常，秋收过后，直隶、山西、河南以及安徽和山东大部降雨频繁，给之后的收种增添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在影响了影响了晒谷时间，本来这件事情对于农民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过因为今年汉军政府计划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小小的天气变化差点酝酿成一场政治灾难。
经过一年多的统治，京畿以及直隶等地域的广大农村早已认可林风小朝廷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农民以及抵住心目中，汉军政府的形象似乎比康熙政权还要好一些，起码在一六八四年林风还慷慨的免除了所有的税收，不过这种好感也并非非常强烈，十七世纪的农村黑暗之极，绝非林风所能想像，本来林风认为自己应该邀买了不少人心，广大贫雇农肯定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后来他很快发现这根本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去年的“免税”与他想像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于农民来说，北京城里的风风雨雨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权变动落到长工、佃户身上，仅仅是割掉一根辫子而已，衙门还是那个衙门，东家还是那个东家，自己仍然得一颗汗水摔八瓣地土里刨食，而林风的免税也是直接便宜了地主和富农，唯一的区别就是相对于大清时代，自己上缴的地租和赋税成分变化不同而已——对于这些混蛋地主乘机加租发财，林风也确实没有一点办法，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地方小军阀，根本没胆子挑战这个实力雄厚的阶级，只好顺水推舟不了了之，不过这也并非没有任何收获，至少现在汉军统治区内的地主阶级显然把这项免税政策误会成汉王给予他们的赏赐。
到了今年，去年的免税政策就导致今年的税收难度，众所周知，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而且对于利益有某种天然的惰性，在享受去年的优惠之后，不少笨蛋居然天真的企图保持这种利益，虽然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仍然试图挑战一下，至少能减免一点也是好的，所以当汉军真正开始征收赋税的时候，还是碰到了一些不识时务的傻瓜。
因为官僚队伍还未膨胀，所以现在这次汉军小朝廷的税种比较简单，只有田赋和人头税两种，以家庭为单位按人数和拥有的地产征收实物。严格的来说，汉军的税率应该是非常沉重，起码在林风眼里是这样，根据李光地那边的官方计算，目前一亩上好旱田的收获大概在三百斤至四百斤之间，而田赋却征收到产出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里还不包括人头税和徭役——当林风分析过这个数据之后真是吓了一跳，简直太可怕了，按照这个样子计算下去，农民的负担已经无法用“沉重”这两个字来形容了，即使不算好田还是劣田，不论生耕还是熟地，全以每亩三百五十斤计算的话，每亩地需要缴纳三分之一的田赋，然后再缴纳全家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成员的人头税（根据中国传统，“童子”和“二毛、花甲”可以免税），而如果是佃户的话，那还必须缴纳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地租——难以想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缴纳完毕之后，农民还剩下一些什么？
当然，感慨归感慨，同情归同情，林风长吁短叹之后还是决定执行这个政策，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林风在残酷的军政现实打击下早已成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虽然说自己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这里倒也没说要拯救农民，不管怎么说，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林风那个时空的经验来看，政府牺牲农民的利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现在还准备发展工商业，不压榨农民那还能压榨谁？
弱势群体嘛，那就应该有弱势群体的觉悟不是？
虽然有了一些心里准备，但事情发展到最后依旧变得非常棘手，承天府等京畿地区还好一点，这个地区应为有大量免税军人家庭，所以征税过程还比较顺利，但保定、顺德等地区却发生了一些反弹事件，不少地主强烈要求汉军政府“体恤民力、轻赋免役”，这些家伙甚至还串通了不少士人，通过种种门路把请愿书递到了中南海的汉王府，当然，眼下汉军军粮紧缺，汉王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个荒诞的请求，在衙门一手软一手硬的拉拢和镇压下，这个“为民请命”的风波勉强平息了下去，但后来的那一连串暴风雨却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复杂。
因为天气的原因，今年收获的粮食不少都未能及时晒干，而汉军方面因为战争在即，所以不得不加快的征收步骤，两相逼迫之下，农民只得上缴那些湿淋淋的粮食——这当然不可能为衙门的官吏所能接受，于是矛盾就很自然的发生了，随着规定缴纳日期的临近，汉军衙门的大小官吏个个心急如焚，而农民却又坚决不肯上缴超过重量的粮食，在官府疯狂的催逼之下，白洋淀湖区的一些农民首先发动了“躲官”运动，这批人纷纷藏匿了粮食，划着小船逃到芦苇深处，拒绝与征税的官员和衙役接触，于是勃然大怒的官员们立即组织了衙役和壮丁进行“清剿”，当事件发展成武装冲突之后事情仿佛一发不可收拾，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农民甚至开始在白洋淀深处了几处小庄子打造武器、囤积粮食长期对持。
当局势急剧恶化之后，这件事情自然就没有谁胆敢隐瞒下去，而当林风接到这份求援文书的时候，保定地区的叛民已经聚集到了数千人之众。知悉情况之后，北京方面立即作出了反应，在林风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农民暴动更可怕了，老实说他不怕什么八旗绿营，也更不在乎什么蒙古铁骑，但唯独对农民运动敬畏万分，尤其是现在北方各地烽烟四起的时刻。
随着中南海的一连串命令，汉军政府和军方立即行动起来，在接到报告的当天晚上，八百里加急的命令马上出发，保定府的知府以及相关责任官员丢掉了乌纱帽被勒令回京述职，而驻守顺德的汉军第二军刘栳泗部同时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全军开拔进驻白洋淀湖区，林风发给刘栳驷将军的军令上口气严厉非常，居然把那些乌合之众尊称为“敌军”，而且还限令刘栳泗部半个月之内剿灭这股“敌军”。
相对与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官军，仓促起义的农民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实际上北京方面的反应之快、军队开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