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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武两大集团里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收到汉军战果的刺激，当山东战事刚刚宁靖，河南杨起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突然集结起十二万大军，自从信阳、南阳分别南下，大举进攻湖北，连续击败数支伪清汉奸绿营军，先后攻克邓州、新野、老河口、谷城等重要城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横扫豫南、鄂北，当面敌对的伪军和地方乡勇望风披靡，在花费了少许时间绥靖地方之后，大军立即循唐河而下，会师樊城围攻襄阳。
这个消息宛如当头一棒，将总参谋部的主战军官敲得晕头转向，这个时候他们之所以竭力主张战争，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流贼杨起隆所部军纪涣散士无战心，若王师往攻必势如破竹”，而现在的战争形势却并非如此，杨起隆的部队在湖北战争中表现得相当不错，较几年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组织还是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支农民起义军居然装备了大批战马，拥有至少六千人以上的骑兵，显而易见，这桩事情的背后没有蒙古人的影子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少壮派军官所期望的“一举歼灭杨起隆”显然不大可能，就眼下的情势来看，若要击败这支农民军，彻底夺取河南，恐怕非得进行大规模战争不可。
就在文官集团稍占上风的时候，杨起隆的使者也顺利抵达北京，与以往相比，这次的使者显得非常低调，其实这个外交地位的变化倒也不是一朝一夕，其中最远的一次可以追溯到林风和杨起隆的那一次会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关系属于半结盟性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彼此平等交往，尔后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和农民军屡屡受挫，这种关系便逐渐起了变化，杨起隆的使者也从“外国使节”的位置逐渐滑落到“小国从臣”，在面对汉帝国朝廷的时候，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软弱，不过虽然如此，但使者基本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每每扯到关系“国体”的时候，还是尽量打出平等的旗号。
这一次这种事实上的扈从关系得到了杨起隆的亲自承认，使者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对林风行臣下之礼，称杨起隆愿意归附大汉朝廷，并且请求汉王殿下赐予封号。这种名义上的臣服立即成为文官集团的口实，不少人认为河南问题并非一定要采取军事手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起隆的臣服就代表着政治诱降成为了可能。这种论调在朝野上下很有市场，而且因为厌恶战争的关系，各个地方的舆论也无条件的偏向文官立场，而军官派在斗争的最后变得孤立无援，气焰大减，除了少数极端派仍然大声呼喊之外，多数人选择了暂时的退却。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汉王林风不得不接受了文官集团的建议，大汉王朝的大多数军事行动被押后，而杨起隆的使者也顺利的完成了外交使命，汉王册封“大明王朝的朱三太子”杨起隆殿下为大汉朝“顺义公”，兼任山南都督，号“平顺将军”，权掌河南、湖北两省文武军政，麾下文武官佐自行任免。
至此，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场军事危机得到和解，对于这次外交活动的结果，双方基本上都表示满意，站在汉军的角度，就政治上来看，杨起隆的投诚标志着林汉帝国基本上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任务，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法理上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林风的“真命天子”地位得到了全国各个阶层的承认，而就经济上来讲，饱受战争折磨的中原地区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虽然人人都知道，日后的战争或许会更为庞大和残酷。
现在李光地政府就准备进行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丈量，同时核准人口，为日后的帝国的各项政策进行前期准备，就中国传统来看，这项活动在每一个新皇朝鼎立之初都不可避免，而且影响也是非常之深远，一旦开国皇帝搞定，那基本上就成为“祖宗之法”，轻易不可变更，影响范围至少有两、三百年之久。
一般情况下，象丈量土地和盘查人口这种措施都会受到广大地主阶级的抵制，之所以会遭到反对，道理倒非常简单，因为就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法律来看，这个阶层在税收上享有特权，而且因为地位高超势力强大的原因，这些豪门富户在漫长的时间里当然也会大肆收购农田雇用佃工，许多农民为了逃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在这些豪门的名下，所以若是国家重新丈量入地清点人口，那就无疑是从这个阶层虎口夺食，因而理所应当的受到巨大的阻力，最后不得不胎死腹中。
不过这种情况倒不包括汉帝国，从历史上的先鉴来讲，若是一个陈年老迈的帝国干这种事情，那多半是必死无疑，而若是一个新兴帝国来干就容易许多，因为改朝换代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大洗牌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战争和动乱，原来的那些豪门富户基本上都死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来清点土地，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要少很多。
林汉帝国鼎立的过程和以往王朝开国没有任何不同，现在帝国领域从东至西，包括奴尔干、宁锦、直隶、察哈尔、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其中大多数省份因为常年战争的原因，广大农村满目疮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地方衙门记录的册户根本就是有名无实，仅以辽东、直隶为例，就在汉军鼎立之初，林风就借着某些豪门私通图海的名义大肆打击了一番，此外随着伪清政府的垮台，各地为八旗圈占的土地也都分给了流民，而辽东地区的土地革命则更为彻底，原来的“辽东四大家族”被康熙砍了个干净，之后又打了几场大战，征服者林风为了安抚、遣散马英和曹家兄弟的部队，早已将那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因此原来就势力薄弱的地主此刻更加没有说话余地。
经过大几个月的忙碌之后，人口核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七十二万余口，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意外，本来在林风的认识之中，这个时期的中国因为百年战争的关系，人口损失非常之大，在得到山东之前，帝国的官方数据是三千六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山东的一千一百多万，总数顶多也不会超过五千万，现在平白多出千多万人来确实是非常之令人吃惊。不过李光地的报告也给出一些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按照这位帝国首相的说法就是，中国人口在战争之中的损失确实是非常惨重，按照居住地的比例来看，其中伤亡最为惨烈是城市居民；其次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再次就是远离城市的农村，而人口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往往大多是偏远山区。在战争进行过程之中，人类发扬了趋利避害这一生物本能，大多数人纷纷逃进山区结寨自保，耕种山坡地聊以裹腹，同时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不断的朝相对安全的地区流动，在这个过程之中，死亡自然是非常频繁，但其中大多数是妇孺小孩，若是年轻力壮，生存的几率倒也不是很小。
这个报告倒是很有科学性，起码就道理上还是讲得通，老实说对于这个数字林风一开始倒是相当怀疑，因为政府机关在这个信用上的名声确实不是很好，但在这个时候林风也倒也不好来个吹毛求疵，所谓经过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这个后来人没什么资格对此说三道四，况且就行政角度来讲政府只要查清人口就行了，至于其他理论之类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家的事情。
针对十七世纪中国的内政建设，林风大体上出于一个一知半解的程度，这个自我感触来自于以前很多次的“拍脑袋”决策，其中出自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脑袋里的创意，在实践过程中大部被证明是错误，而且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他现在在经济活动中很少对具体某个事情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君王来说，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他现在的办公模式大体上都比较简单。
就职业上讲，皇帝这个东西在许多人心目中显得陌生，虽然林风来自后世，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当皇帝，虽然二十一世纪是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但关于对皇帝这个职业进行指导辅助的东西却很少，到底这个行业谈不上什么普及性，书店里可以出技工入门或者工程师必读，但肯定没有皇帝培训指南，由此可见这个工种颇为罕见，至少不是能够在街上随便一抓一大把。
林风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在六——八小时之间，事情很多，但也不是很难对付，这几年的职业熏陶倒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君主这个行业的工作弹性很大，若是很负责任的话，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都没问题，而进一步讲若是某王有自虐倾向的话，要活活累死也绝无问题；然而若是想干得很轻松也可以，甚至什么也不干也行。
就中国传统的法理上讲，君王的权力是无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整个大汉帝国之内从夫妻吵架到两国交战，发生的任何事情林风都有权力过问，作为君主来说，如果要面面俱到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能进行进行选择性劳动，虽然按照制度来说整个朝廷的各个部门每天都得给林风送去一大堆奏章，数量非常庞大，大部分的东西都只是形式上的“呈准”——意思就是已经报告了，所以面对这种奏折林风一般都只要表个态，通常的批复是“知道了”，心情好就写“孤甚欣慰”，心情不好就写“尔自善处”，表面上一举一动都显得漫不经心，但内地里却是沿袭原来的传统，一板一眼都有规矩，历代皇帝都跳不出这个圈。
自从帝国全面转向为经济发展之后，林风的生活显得更加舒适，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战，现在帝国周边的军事威胁基本上大部消除，不论东西南北，几十万汉军全部呈进攻态势，甚至连边境上的游牧民族都饱受汉军的铁骑骚扰，三边铁骑从东到西：马英、赵广元、王进宝等部队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抢掠自肥常常打家劫舍，残酷的虐待邻国人民，在草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在很多地方几乎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虽然科尔沁王布尔亚格玛一再表示这种事情完全属于“意外事件”，他一点也不介意，但这并不妨碍朝廷里的言官义愤填膺的上表弹劾，然而甚为遗憾的是，汉王本人倒是对这种事情不是很在意。
因为比较清闲的关系，林风这几个月和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他的这个儿子样子很漂亮，白白胖胖一点也不怕生，而且和林风很亲近，不论谁抱着都是格格直笑，因此很受欢迎，他的正式的名字叫林璁——这个“璁”字据说是美玉的意思，也意味着光明纯洁，帝国上下对这个小东西非常重视，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家伙日后就是中国的主人，所以尽管目前的财政不是很宽裕，李光地却依然慷慨的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小子大修府第，除此之外，为了争夺林璁身边的“伴读”或者侍卫的名额，大汉帝国够资格的大佬们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以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其中情形简直令人目瞪口呆，比如远在奴尔干的破虏将军马英，他的儿子今年不过八个月，却已经给林风写了无数封信件，表示奴尔干这个地方气候不好，所以为帝国的未来考虑，他希望把儿子送到北京来妥善照料，当然，如果朝廷需要的话，他的儿子一样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