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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
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
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
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在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二十年之久。这位在皇帝眼中忠心不二的宰相，实际上不过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权者罢了。在此之前，大宋朝政虽然混『乱』，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权，邪恶的风气并不浓厚。可是到了蔡京把权的时代，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
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以及《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更糟糕的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蔡京大兴土木，他有个理论叫“丰亨豫大”，就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应该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才行，这才显得帝国的气派。于是搞了一大堆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主要就是搞一些奇巧的东西，以满足艺术家皇帝对美的追求。
在这些劳民伤财的事中，以“花石纲”为害最大。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倒好，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只怕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便指示手下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这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折腾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回，朱勔在太湖采一巨石，有数丈高，乃是奇石珍品，可是怎么运到开封呢？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的地方凿河，桥挡住则拆桥，花了好几个月才运到京师。花石纲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在宋徽宗眼里，世界很美好，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层台耸翠，飞阁翔丹，优雅而艺术。可是底层百姓却没活路了，当愤怒的火焰熊熊燃起，大规模的民变已是不可避免了。
第29章 方腊起义与水浒英雄（）
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象征『性』的标志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忽悠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底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实话，在儒家教化一千多年的影响下，中国百姓『性』情温和，对于各种压迫，一忍再忍。然而，人的忍耐力终究有个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了，势必忍无可忍，一旦反抗的烈焰点燃，将会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
江浙向来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自从蔡京一干人倒行逆施，设应奉、造作局收刮民脂民膏后，寻常百姓已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再加上花石纲无尽的掠夺，平民破产，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现世几乎看不到盼头，一种宗教的兴起给无数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宗教便是传自波斯的摩尼教。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时所创建，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又称为明教。在唐武宗时，摩尼教被『政府』取缔，然而在民间仍然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认为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光明是善，黑暗是恶。我们从“明教”这个词中，便可以看出，信奉此教者，是站在光明的一方，其使命便是与黑暗战斗，直到光明世界最终到来。到了宋朝时，明教已成为重要的秘密宗教，在浙江一带有广泛的影响。方腊，便是这个秘密宗教的领袖之一。
方腊原是歙州人，后来到了睦州（浙江建德）青溪万年乡，他出身寒微，靠给当地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明教（摩尼教），对其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笃信不疑。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法活动中，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与暗，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他看来，此时的大宋王朝天数已尽，正是属于黑暗的现世，必须将其推翻，以迎来光明。史书上称他“托左道以『惑』众”，许多人对大宋朝廷已失去信心，在方腊的鼓动下入教，这个秘密宗教有严格的教规，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分财互助，夜聚晓散，因而长期存在而地方『政府』却毫无察觉。
当时朱勔在江浙一带督花石纲，致使民怨沸腾，即便是深山穷谷之民也不得安居。方腊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遂纠集教众，聚于帮源洞。在这里他导演了一出戏，假装受到上天的启示而得到天符牒，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惯用的伎俩，本来不算高明，但虔诚的教众对此深信不疑，遂跟随他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
起义时间是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十一月。
从一开始，起义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而且要推翻宋朝黑暗的统治。因此，方腊马上制定了“永乐”的年号，并自称为“圣公”，把这个月改为“正月”，对广大教众来说，光明元年开始了。不过这支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无弓矢介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说，方腊是有备而来的，他迅速建立政权，置官吏将帅，把教众分为六部，每一部以不同颜『色』的巾饰作为区别，其中第一部是红巾。
起义军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天下苦于暴政久矣，起义军所到之处，许多人前来投奔，不到十天的时间，队伍已经扩大至数万人，并攻陷青溪县城。起义的爆发十分隐秘而突然，地方『政府』事先根本毫无察觉，只得仓猝应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一支军队去镇压起义军，结果大败而回，蔡遵等人被击毙。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起义军几乎所向无敌。
方腊首先攻陷睦州，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此役令官兵丧胆，附近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也纷纷被义军所攻克。参加起义军的都是下层民众，对鱼肉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每当抓到『政府』官员时，必以酷刑处死，或将其肢解，或挖肠掏肺，或『乱』箭『射』死，让这些官员受尽苦楚而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是对于某些清官，起义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比如说休宁知县麹嗣复被俘后，来自休宁县的义军将领对他说：“公身为县令，有善政，前后官员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的，我岂忍心杀害你呢？”遂将其释放。可见官员是好是坏，人心自有公论。
我们说过，宋朝军事制度是“强干弱枝”，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战斗力并不高。面对来势汹汹的方腊义军，地方『政府』军完全溃败。继睦州沦陷后，歙州也被义军攻占，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一箭未发，弃城而逃。起义军一鼓作气又进攻富阳、新城，提出“杀朱勔”的口号，民众纷纷响应。朱勔是徽宗时代的『奸』臣之一，因花石纲而臭名昭著。起义军进军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攻下杭州，东南为之震动。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首都，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居然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
宋徽宗开始坐卧不安了，倘若不及时出动精锐部队镇压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付方腊，大宋帝国把血本都押上去了。皇帝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宣抚使，率领中央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共计十五万人，杀向浙江。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除了中央禁军外，就是陕西、山西一带防备西夏、契丹的驻军，主力都调去讨伐方腊军了。
冬去春来，时间已是宣和三年（1121）。
童贯兵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歙州，打算得手后会师于起义的发源地睦州，彻底铲除农民军。
在童贯领兵出征时，宋徽宗给了他很大的权限：“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就是说，倘若有必要，童贯可以直接发布皇帝旨令，而不必事先征得皇帝同意。话说这个童贯虽然是个小人，但脑袋瓜还是比较灵的。他到了吴地，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百姓造反，都是造作局、花石纲这些苛政惹的祸。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苛政，根本无法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太监，他颇有当机立断的本领，立即下令其下属代皇帝写了一份“罪己诏”，代表皇帝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寡人有过错。然后，他又以最快的速度罢除苏杭造作局与花石纲。与此同时，宋徽宗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平民怨的措施，罢免了朱勔父子以及其家族其他当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