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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胜，加重了李元昊与大宋的谈判筹码。在辽军溃败后的第二个月，宋夏达成和议，这个和议有点好玩。首先，西夏向大宋称臣，但是注意哦，大宋每年要交给西夏13万匹绢、5万两银以及2万斤茶，说得好听点，是朝廷赐给的赏金，说得难听点，就是被西夏勒索。这些还不是全部，在乾元节（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节日，西夏前来祝贺还可以得到2。2万两银、2万匹绢及1万斤茶。大国被小国勒索，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付出这么多，换得西夏的“臣服”，保住帝国的面子，这也是宋仁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第23章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
宋夏战争，把宋朝的各种弊政全都暴『露』出来了。
此时距大宋开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当初那种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之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偶尔可能冒出一两个中兴之君，但也不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为什么呢？其一，开国君主多是马上得天下，那种在『乱』世中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后世君主所缺乏的；其二，不管最初的国策如何好，时代在变，如果只知道因循守旧，日久则生弊，这是必然的。
宋太祖、宋太宗都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非凡的能力与见识。宋太祖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虽然本领不及哥哥，却也能平定北汉，与辽国对峙。但是到了宋真宗时，便可看出帝国失去进取心了，趋于保守，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丧权辱国，开了一个坏头。
与契丹和解后，宋朝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了战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也繁荣了，政治上也相对清明。史家把这段时期吹嘘为“咸平之治”，不过这个充其量就是小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大治相比，差距不小。宋真宗除了对外软弱之外，还有一点得批评，那就是他特『迷』信，沉『迷』于宗教中，曾经搞个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劳民伤财。在他执政后期，『奸』臣当道，有“五鬼用事”之说，这也造成了吏治上的败坏。
盛世的泡沫在西夏凌厉的攻势下被戳穿了。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帝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这样，大宋帝国在岁币的支出，每年增加大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最后，还是要分派到老百姓头上。
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僚阶层暮气沉沉，国家大权把持在一班守旧的老官僚手中。空前的危机降临帝国了。1043年，正当帝国被西夏打得溃不成军时，国内的动『荡』也开始了。该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起义，纵横数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紧急调派几路大军“围剿”，总算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又爆发商州张海、郭邈山的起义，原因是饥荒，没得吃饭。这次起义坚持了四个多月，转战十余州，震动朝廷。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
宋夏战争暴『露』了老官僚的腐朽无能，也使得一批有才干的改革派官员脱颖而出，其中便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
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七件事：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韩琦所提的建议，还是停留在表层，可以说是温和的改革。七件事中，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为一件，就是武备之事；经营洛邑这种事也算不上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奏疏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涉及许多国家根本的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此见解目光宏远，足其见政治家之远见卓识。那么，宋朝的政治，弊端在哪里呢？又要从哪里下手呢？范仲淹抛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改革方案，要点有十条：
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的吏治很容易沦为官僚主义，趋于平庸化，官场进阶讲的是排资论辈。管你做好做坏，时间到了，自然升迁一级。这是很大的弊病，造成统治阶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因此范仲淹飞出的第一刀，指向吏治。
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于国家，朝廷便照顾其子孙，让他们得以享有特权。这就造成人才选取，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老子的庇护，没有公平可言。
第三，精贡举。宋朝文化相当发达，科举考试十分注重辞赋，写一手漂亮书法文章，就被认为是人才。但文章写得词藻华丽，不见得能经世致用。故而范仲淹认为要改革科举，义理比辞章重要，要吸收实用型人才。
第四，择长官。对地方长官的任免要严格审查。
第五，均公田。公田就是职田，这是宋朝官员的收入来源之一。建国时间长了后，职田分配上便出现不均的现象，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
第六，厚农桑。农桑是国家经济之根本，必须重视。
第七，修武备。宋夏战争已经完全暴『露』出宋朝在武备上的种种弱点，范仲淹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八，减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第九，覃恩信。就是朝廷的各种惠民措施有没有得到执行呢，是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上瞒下行为呢，皇恩再浩『荡』，若没有执行，百姓也不会感恩的。
第十，重命令。朝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民。颁布的法令，要得到有力的执行。
皇帝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龙颜大悦。试想想，哪个皇帝想窝窝囊囊的呢，天下若太平，皇帝宝座坐起来才舒服。于是宋仁宗采纳其建议，开始改革，这个改革自庆历三年开始，故而被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范仲淹、韩琦之外，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
在韩琦的改革版本中，根本没有整治吏治，而在范仲淹的版本中，改革吏治是重中之重，是成败的关键。改革吏治，说来简单，实则最难，你得去得罪一大批权贵。哪个官员没有自己的关系网呢，你罢免这个人，就得罪那个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多半没有好下场。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就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这点看，范仲淹无疑有着过人的勇气，他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据说，范仲淹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有不称职的人，就会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下去，意味着一个官员被削职了，意味着他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改革派的主将富弼对范仲淹激进的做法也大为担忧，他说：“范公同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撤了这些昏官的职，固然导致“一家哭”，可是这些昏官上台，老百姓岂非是要一路哭。
听到这里，吾不禁要为范仲淹鼓手叫好。
咱们老百姓都渴望有范仲淹这样为民请命的好官，可是在保守官僚权贵的眼中，范仲淹则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与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
面对反对派的疯狂造谣，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朋党论》给予坚决还击，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也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如匕首如标枪，刺向诅咒新政的反动派。
然而，君子不敌小人，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而小人尽耍阴险手段。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不由得心灰意冷，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新政由是陷入低谷。
即便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
“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岳阳楼记》以表志向，文章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不朽名句，千年后读来，亦是掷地有声，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第24章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
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
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
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
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