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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东汉末年各地崛起的军阀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权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是不断抓取壮丁，导致司隶地区的百姓大量逃亡。当时北方的各路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攻城掠地时，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当做“人肉盾牌”挡在部队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
在刘和没有重生的那个时空当中，刘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长者，他明明知道公孙瓒有不臣之心，但却没有大肆在北方招兵买马，扩充zi的军队。而当刘虞匆匆发起对公孙瓒的讨伐之战时，他还要求麾下士兵要爱惜百姓的房屋，不许焚烧城池，结果对上了拿着百姓充当“肉盾”的公孙瓒这种赖皮，然后被公孙瓒轻松逆袭，最终丢了性命。
实际上，当时刘虞主政的幽州，因为很好地控制了民乱和边患，在黄巾大乱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到来，如果刘虞想要“暴兵”，随便就能召到十几万人，而有了这十几万大军，对付公孙瓒和立足渤海未稳的袁绍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压。
刘虞当时的做法，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一味的爱惜民力，保护人口，最终就是zi成了别人眼中的肥羊，在没有自保能力的qing kuang下，白白便宜了公孙瓒和袁绍。当时袁绍吞并了幽州和冀州之后，军队数量暴涨，一度达到四十万之巨，便是因为享受了刘虞和韩馥留给他的“人口红利”。
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qing kuang，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chu xian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chu xian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qing kuang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雪片一般上报来的各种灾害和混乱，让刘虞应接不暇，愁眉不展。
并州方向报告，全州大旱，河水断流，人畜连饮水都无法保证，更不谈播种耕耘。
陇西郭汜报告，湟中发生瘟疫，人畜死伤无数，大量百姓向东迁移，只恐瘟疫会传到关中乃至整个司隶。
兖州曹操报告，东郡发生地震，房屋塌陷数万间，百姓死伤数万。
荆州刘表报告，长沙发生洪灾，淹没良田数十万顷，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益州刘璋报告，南中蛮人作乱，杀官夺城，已经蔓延数郡。
江东孙坚报告，豫章、会稽境内山越为祸，侵掠汉民，屡次镇压未能奏效。
就连一向平稳的幽州，近日也向洛阳方向报告，发现蝗灾和旱灾的迹象
……
太傅府中，刘虞仰头叹息，他很想学儿子刘和那样，冲着天空做一个动作，那就是直直地竖起中指，然后大骂一句：贼老天，你到底还让大汉活不活？未完待续……
第四七三章 又见人吃人（）
各地上报给朝廷的灾害和民乱报告，虽然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目的是为了让朝廷减免本州郡的岁赋数目，但大部分却是真实发生了的，甚至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之中。
春夏之际，本来是播种耕耘的时节，但因为各地频频发生的旱灾、地震、蝗灾、水灾和瘟疫，再加上层出不穷的民变和动乱，导致各州开始涌现大量的流民，他们盲目地朝着可能会找到食物的地方移动，其中最集中的几个方向便是幽州、洛阳、襄阳和成都。
并州的灾民毫无例外地选择向幽州逃难，冀州勉强可以自保，暂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流民潮出现，关中和河东地区的饥民，则选择涌向洛阳，江淮地区的饥民大部分向西逃向荆州，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徐州，凉州一带受灾的百姓向南迁徙，逃往物产丰富的益州谋生……
大规模的流民潮开始在各地出现，此时却能看出曹操、刘表和孙坚等人的不同。
兖州各地虽然也遭受了程度不等的灾害，但因为曹操效仿了刘和在北方的做法，一直致力于兴修水利和屯田垦荒，所以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兖州全境因此而保持了稳定。豫州的情况要比兖州还要糟糕，尤其是靠近江淮的一些郡县，但因为曹操目前实际控制着豫州，在流民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便从昌邑派出了大量官员前往豫州各地，一方面督促当地大户开仓救济百姓，另一方疏导流民前往兖州就食，所以在豫州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民潮。
曹操在后世虽然被人称之为乱世之枭雄。但实际上他在内政治理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因为有他的存在，兖州和豫州几乎不用朝廷费心，只要刘和不在这个时候南下攻打曹操，他就可以顺利地渡过难关。
刘和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对曹操下刀子。只要老曹卖力解决兖州和豫州的问题，刘和甚至愿意帮他出谋划策，提供一批幽州发明生产的新式水利和农业工具。对于打内战，刘和向来都是缺乏兴趣和热情的。
刘和的视野从来就没有局限在幽州和冀州这么一小块地方，他所追求的短期目标是大汉的复兴，而长期目标则是汉民族能够覆盖这个星球的每一个板块。不仅五胡乱华的惨剧不会发生，而且还要让汉民族成为整个星球的主宰。
荆州的情况喜忧参半。刘表控制的地盘实在太大，整个荆州涵盖了后世的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全部、重庆、安徽、贵州、江西、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这么大的疆域，不可能处处风调雨顺，也不可能同时遭受灾害。刘表所能做的就是把粮食往守在的地方运，把受灾之后无家可归的流民往没有遭灾的地方安置。对于从江淮地区逃难过来的百姓，刘表的态度是来多少接收多少，并不在通往荆州的路口和渡口上设置节截流的关隘。
江东地区此时还不像后世国家开放之后那般繁华富庶，尤其是粮食产量还没有提高上来，江南和江东因为地质构造的原因，在汉代时这里的土地都是含铁和酸较多的红土，真正用来耕作的良田其实并不多。汉代时人口密集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以北。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域的水量充足，土地适合耕种。
孙坚父子如今虽然控制着长江下游以南的地盘，搞掉袁术之后还把触角伸到了江淮地区。但袁术留给他们的可不是一块金钵盂，而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江东本来就是世家豪族林立的地方，孙坚父子虽然控制了这里，但因为立足时间不长，所以对这些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