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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朝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干别的不行，写奏折那是拿手好戏。所以，第二天朱慈炅就收到了上千份奏折！
这么多奏折一个人自然是看不过来的，孙承宗又不在，他只得将内阁其他三个宰辅和信王朱由检都叫到御书房，大家一起找，看能找到点有用的奏折没。
最后大家都找到了，可意见却不统一。
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韩旷偏向于用银两赈灾，他找的都是这方面的奏折，这个方法朱慈炅自然是不同意的。开玩笑呢，一年两年是可以，但后面十多年都是这样，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
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来道宗偏向于调兵去围剿，这个同样也不用考虑。
信王朱由检就比较奇葩了，他就看中了一封奏折，这是原兵部右侍郎杨鹤写的，大概意思就是，“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宜“招抚为主、追剿为辅”。
徐光启更绝，一封奏折都没看上，因为他自己也有主意呢：他的意思就是，全力生产燧发枪！为什么呢？因为起义军没有盔甲也没有骑兵啊，这射程两百步的燧发枪在那帮农民面前就是无敌的，只要弹药充足，一万人干掉十万人都只是一两刻钟的事情！
朱慈炅这个郁闷啊，徐光启的建议是不错，一个省派一万火枪手就足够了，几十万军队他养不起，几万军队还是养得起的。但主要问题是这种初代燧发枪他压根就没打算量产啊！
后面还有更先进的新型燧发枪呢，射程五百米，打骑兵就跟割麦子一样。那像这射程三百米的燧发枪，要一百米内才能穿透盔甲，碰上后金骑兵也就能打出一两波伤害，那能顶什么用啊！
现在经徐光启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意动了。打骑兵不行，但是打起义军那可是神器，再说了，后金最终还是要攻城的吗，攻城那就只能用步兵了，这种燧发枪打攻城的步兵那也是很凶残的，大不了到时候禁卫军全部用新型燧发枪，这些老的就给边军守城用。
想到这里，朱慈炅不再犹豫了，他当场宣布，采用徐光启的意见，全力生产燧发枪。当然，这生产燧发枪也是需要时间的，那杨鹤的建议就是拖时间的，倒是蛮合适的，他也一并采纳了。
最终商议的结果就是，任命杨鹤为陕西巡抚，给他一百万两银子，让他去拖住陕西的义军。同时命工部全力生产燧发枪，一年内最少要做出三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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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叫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个方法貌似不错，但一执行问题就来了。
杨鹤那里倒是没什么问题，拿了银子就屁颠屁颠的跑去陕西上任去了，并信誓旦旦的保证，绝对能把那帮农民给安抚住。
这问题出在工部，短时间内他们根本就造不出这么多燧发枪！
为什么呢？新军工厂马上就要完工了，地方绝对够大；生铁、木炭、煤炭这些材料大明压根就不缺。这既不缺场地又不缺材料为什么造不出这么多燧发枪呢？
问题很简单：缺人。
毕懋康计算了一下，一把燧发枪共有大小零件五十个左右，其中枪管、药室、螺丝等都需要上机床加工，这样算下来要年产三万把，就需要简易车床六十台，简易钻床二十台。一台机床一天三班，一班两个人，光机床操作工就需要将近五百人。
另外翻砂铸造也需要五百人，手工加工更是需要一千人左右，最后的组装调试还需要一百人左右，这样算下来，新军工厂起码要招两千多人才能保证年产三万把燧发枪。
有人要问了，大明还缺人吗，光京城就上百万人呢！
要是现代，自然是没问题的，不要说上百万人，一万人里面就能找出这两千多人来。但这是明朝啊，明朝的人可没几个学过现代数学和物理的。你让人去开机床，去加工零件，总要看的懂图纸才行吧，图纸都看不懂怎么加工？
所以，不要说几千人了，就算是工部里面，能看的懂燧发枪图纸的都不到十个！
这个问题倒是难不倒朱慈炅，没有合适的人才，可以自己培养啊。他早就想推广西学了，这次正好是个机会，他干脆令徐光启在京城东南西北四面创办四个学堂，每个学堂招收一千名学员，培训几个月基础知识后择优录取，从其中挑出两千来人，招到军工厂再现场教学，这样的话三个月左右人员就配齐了。
这个开学堂貌似也不是很难，地方是现成的，收拾阉党那会儿，一众贪官的豪宅大院不知道查封了多少，随便拿几个出来就够用了；至于这个老师嘛，让徐光启和毕懋康他们辛苦一下先兼着就行了。
推广西学真的这么容易吗？这次朱慈炅好像又想错了。
第二卷 第十二章 推广西学（）
朱慈炅一道圣旨下去，礼部马上开始筹备办学事宜。徐光启作为礼部尚书，自然不必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只要把任务分配下去就行了，手下的人自然会给他办的妥妥的。
礼部左侍郎钱谦益文才出众，徐光启命他负责撰写和张贴招生通告；
礼部右侍郎温体仁办事细心，负责学堂选址和内部布置。
至于他自己，则负责编写教程，他曾经翻译过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正好涵盖了朱慈炅所提到的基础知识，编写起来也不是很难，只要将里面关于点、线、面、四边形、圆、角度、弧度等基本图形摘录出来，再将简单的测量和计算方法描述一下就行了。
至于授课方面的事情，他曾在上海开办过学堂，教授的就是西方数学和物理学，只要找几个成绩优异的学生过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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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皇上要办的事情只要不是太离谱，应该是没人敢反对，但明朝那会儿偏偏就这么奇葩，就有人爱揪皇上的小辫子，只要皇上有什么地方做的稍微不合理一点，就有人跳出来反对。
这跳出来唱反调的什么人都有，有的是为了个人利益，有的是为了身后政治集团的利益，更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说白了就是为了出名，证明他有读书人的傲骨！
这次推广西学这么新鲜的事情，自然会有人拿来做点文章，其他人暂且不去说了，就说这礼部左侍郎钱谦益吧。
他为了入阁拜相上次建军工厂的时候已经阴过徐光启一回了，不过被孙承宗几声怒吼给吼流产了，吓得他好几个月都不敢出什么幺蛾子。这次孙承宗不在，他胆儿又肥起来了，当然，他不会傻乎乎的自己跳出来唱大戏，背后阴人才是他的强项。
这不，他一接到徐光启的命令，心里就琢磨开了，琢磨了一会儿，他就有主意了。
他先是绞尽脑汁写了一篇招生通告，给徐光启过目以后便命下面的人使劲抄，使劲贴，最好一天之内贴的京城满大街都是。
下班后，他回到家里便重写了一份，然后便拿着写好的通告阴笑着出门了。
他这是要干嘛呢？自然是去找枪手去了，这次他找的不是小喽喽，而是东林党的大佬。
东林党不能全是好人，也不能说全是坏人，作为一个官僚政治集团，里面形形色色的官员都有：
有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好官，比如孙承宗、韩旷；
有假仁假义，自私自利的奸臣，比如钱谦益；
有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能臣，比如毕懋康；
也有一心只做圣贤学问，名传当世的大儒，比如黄道周和刘宗周；
钱谦益这次要找的正是黄道周，这黄道周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也就是为皇上讲论经史的御前讲席。平时没事的时候就研究研究学问，写点诗词歌赋什么的，看上去就像一个人畜无害的好好先生，但一旦犯起倔来，那真是皇上都敢骂的主。
崇祯当皇帝的时候这位就因为看不惯当时的首辅杨嗣昌而“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
崇祯斥责他：“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
这货争辩道：”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
后面犯起倔来还直接厉声逼问崇祯：“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气得崇祯皇帝朱由检差点喷血，直接将他连贬六级，这货还是“严冷方刚，不偕流俗”，依然故我，死不悔改。
当然，现在是崇正皇帝朱慈炅当朝，这货还没博得“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的名声。但作为朋党兼好友的钱谦益是知道这货的倔驴脾性的，只要让他犯起二来，那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所以这次的枪手非他莫属。
钱谦益来到黄道周府上时，这货正跟往常一样，悠哉悠哉的拿着本书把酒细品，钱谦益也不跟他多话，直接从怀里取出通告递了过去。
黄道周以为他又写了什么诗词让他来品鉴呢，连忙放下书本，接过通告，热切的问道：“受之又有什么佳作问世吗？”
钱谦益也不答话，只是一脸忧伤的望着他，黄道周被他弄的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连忙打开通告细看起来。
看着看着，他脸色慢慢变的冷厉，看到最后他气得把通告往桌子上一拍，大怒道：“荒唐，推广蛮夷之学，这徐光启想干什么？作为礼部尚书，他不好好传播圣人文章，反而推崇这些蛮夷的奇淫技巧，他这圣贤之书都白读了吗？”
钱谦益就知道这货会发火，他写通告的时候隐隐贬低了一下儒学的作用，有点只有西洋之学才能救大明的味道在里面，徐光启思想本来就偏向于西学，所以并没有看出来什么不妥。
到黄道周这里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当世大儒，谁敢在他面前贬低圣贤之学，那不找死吗！
钱谦益见黄道周果然发火了，连忙火上浇油道：“唉，徐大人眼里哪里还有圣贤之书啊，他是蛮夷之学的泰山北斗，自然是要推崇蛮夷之学的，要不怎么能显出他的‘学问高深’呢。”
这意思就是暗示黄道周，徐光启圣贤之书学的不好，就擅长蛮夷之学，所以要千方百计的推广蛮夷之学，来彰显他的学问。
黄道周果然上当，这还得了，让他徐光启这样推广蛮夷之学，圣贤之学又将置于何地？他气得拍桌扳椅道：“无耻之极，无耻之极，为了一己之私辱没圣人之学，这样的人占着礼部尚书的高位，大明危亦。受之我们马上联名上书，参他一本，不能让他再这样胡闹下去了。”
钱谦益自然不肯冲到前面当傻瓜，他假装为难的道：“这诋毁上官是为不义，我也略读了些圣贤文章，怎能做此不仁不义之举，还请石斋先生为我等读书人仗义执言，受之必在后面为你摇旗呐喊。”
黄道周那里知道他的小心思，还真当他是道德楷模了，闻言不禁夸奖道：“受之说的对，他徐光启不敬圣贤之学，我们不能也不敬，诋毁上官的确是不义之举，你不方便出面，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钱谦益就知道这个二货是一根筋，闻言立马郑重的行礼道：“那就有劳石斋先生了。”
黄道周坦然的受了他这一礼，大义凛然的道：“我辈读书之人怎么能让这种奸佞小人辱没了圣贤之学，受之放心，我必叫他徐光启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