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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帝有南阳旧人何腾蛟，江西万元吉，以及王彦，三大督抚的支持，实力远强于鲁、桂二藩。
虽说前往肇庆的使者传回消息，桂王果然没有退位桂藩，并且从新迁入桂林，但无论桂藩还是鲁藩，都表示会派遣使者，来广州商议南明今后的时局发展，以及决定皇帝与两位监国之间的关系。
王彦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类，依然每日忙的不可开交，原本许诺许嫣嫣，等父母一到，便与她行礼，结果也因为朝廷之事，始终无法办理。
此时在行宫之中，隆武皇帝与王彦等大臣，依然再进行激烈的商议，而问题的根本，还是老问题，朝廷没钱。
南明现在的祸根，是从太祖时就埋了下来，太祖出身寒门，在农民起义中起家，最后做了皇帝，开创了大明基业，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他的治国方略。
大明在农商之间的态度，以及万历以来皇帝廷杖朝臣越发厉害，使得文官与皇帝离心离德，间接又造成了士绅对于朝廷的漠不关心，也就决定了现在朝廷财政的窘迫。
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商贾虽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些商人通过与读书人联姻，资助读书人，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贿赂官僚，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使得万历以来，官商勾结已成常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大明的俸禄，少得可怜，基本无法满足官员的开销，大商贾为了在朝廷获得代言人，官僚阶层为了能够获得利益，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大明内部，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形成一大势力，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又是一大势力。
此两股势力的形成，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反对征收商税，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反对开海。
至于晋商，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但山西一地，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暗通蒙古满洲，背叛大明，支持外族入主中原。
崇祯末年，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
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加税，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朝中西北的官员少，自然争不过东林，使朝廷无法开源，只能再加征农税。
明朝的情况，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
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陛下，眼下的情况，在加农税，无疑重蹈覆辙，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
王彦说完，新入阁的顾元镜，便反对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来，商税历来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税，只能是与民夺利，失去民心。”
王彦入之粤后，顾元镜被边'缘化，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本来已经失势，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站在了拥唐派一边，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
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反对加税之举。
这近一个月来，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联络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渐清晰起来。
江南士绅与东林党的短视，结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躏，经济民生凋敝，少交了十多年的税，但最后不仅什么便宜没站到，反而家产被清兵抢了个精光。
开明的商贾和士绅对此肯定必须反思，从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王彦便准备乘虚而入，他虽然主张加税，但本质却是为了商业更为长久良性的发展。
在他的改革之下，开明的商人和士绅自然会集结到他的身后，但那些一心只顾自身利益，贪得无厌，不想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绅，也要被无情的铲除。
顾元镜说完，王彦从官袍之中，拿出一本奏折出来，呈给隆武帝道：“陛下，这是天地会密探抄录的清廷江南总督逆贼洪承畴，写给虏首多尔衮的一份建议平定天下的奏报，其中有一条，令臣大为恐惧，洪逆建议虏酋，削除大明宗室禄田，将大明宗藩的土地，赐给耕种之民，以此来收拢民心。此前北虏已有减轻赋税，按着万历年间的标准来征田税的政令，现在又用土地来收买人心，陛下，诸位臣公，我朝再加田税，才是人心丧尽啊～”
土地问题是明朝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也基本都是一次土地的再分配。
清廷入关之后，圈地、投充，夺取大量的明朝官田、民田是实足的暴政，但随着清廷征服区域的扩大，以及大量汉人被屠杀，时间到了入关之后的第三年，困扰明朝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在清廷这边却变成了地多人少，土地问题立马解决了。
隆武帝看着折子，脸色一阵阴沉，大明的藩王占了多少地他知道，清廷现在把藩王一杀，将土地给百姓耕种的话，那情况就真的不妙了。
这时隆武帝将奏折交给左懋第，让几位大学士传阅，然后说道：“洪逆为北虏献的这条策略，真是用心险恶，农税之事，就依王卿之言，绝不再加。卿家再说说关于商税的变革之法，今天众爱卿必须将大致方略，定下来。”
洪承畴给清廷的奏折，让隆武帝感到急迫起来，让他感觉到时间拖的越久，他光复河山的希望，就会越加渺茫。
顾元镜等反对加收商税的官员见此，不再出言，而王彦则说道：“陛下，臣的改革策略，除了调整税率，严查漏税之外，还要鼓励商业，首先就是要减少税收种类，化繁为简，其次裁撤关卡，防止官吏盘剥，使货物便于流通，最后对于纳税较多的商人，应该给以地位上的奖励，废除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法令。”
《农政全书．卷四》谓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也就是说，商人穿丝绸衣服都是犯法的，只能穿布衣。
这条法律基本名存实亡，没有人遵行，但王彦提出乃废止，却是给商人一个信号，朝廷将要改变重农抑商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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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394章 君臣对谈（）
行宫中，既然皇帝已经定下了调子，那众臣不管立场上是否支持，都得制定出一个大致的方略。
皇帝见几位大学士，商议了一天，天色渐晚，遂即宣布退朝，明日再来拿出具体措施，颁布执行。
太监庞天寿遂即唱道：“退朝～”
王彦与众臣躬身往店外退去，这时隆武帝沉思半响，在王彦即将退出大殿之时，隆武却忽然开口道：“王卿且留下来，朕还有事要与卿家商议！”
王彦闻语停下，然后随着隆武一起移步偏殿，整个过程之中，隆武一直不发一言，以王彦对皇帝的了解，他知道，皇帝显然被洪承畴写给多尔衮的奏章激怒了。
这份奏折，王彦是通过隐藏在洪承畴身边的天地会密探侯方域处获得，王彦初看奏折，也是如隆武皇帝一般大怒。
天下间的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心思可言，粮食就是古代的人心，特别是北地的百姓，生活比较困苦，又被满清给杀怕了，清廷给点好处，就会安定下来。
管仲相齐时，谓齐桓公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百姓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跟他们讲什么忠君爱国，反清复明，都是扯淡。
这大体也是，清军入关之后，北地抵抗寥寥无几，而江南之地的反抗，却一波接上一波，常常举城殉葬的原因吧。
隆武帝看了洪承畴写给清廷的奏折，他深深知道，没有统治经验的满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像洪承畴这样，治理过地方，懂得收拢民心的汉贼。
他那份奏折上，除了建议将明朝宗藩的土地，分给失地的农民之外，在对付江南层出不穷的义军上，他也建议清廷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以及再施行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等措施，来稳定江南。
王彦知道眼下隆武朝廷面临的巨大困境，内部的弊端积重难返，外部北有占据天下八分的满清，东有曾经交恶的鲁王政权，南有一心想要垄断对华贸易的荷兰，西北有张献忠和桂王政权。
这次闵中之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给隆武朝廷带来了重创，官员损失，财政破产，等于从头开始，隆武朝廷在三年之内，都很难缓过劲来。
面对目前的困境，无论是隆武还是王彦都需要极大的智慧，如今南明就甚这么点地方，如果让清廷实施了洪承畴的策略，那南明与清廷的差距就会越来越远，隆武帝心里如何能不着急呢？
这时，王彦与隆武来到偏殿，隆武为王彦赐座，王彦躬身施一礼，“谢过陛下！” 王彦坐了下来，隆武这才问道：“洪逆的折子，卿家看了之后，有何感想？大明该如何应对呢？” 王彦没想到皇帝开门见山，沉呤道：“不变等死，速变找死！”
隆武身体一颤，没想到坚持变法的王彦会说出这样的话语，不过以隆武的英明，显然明白王彦的话虽然不好听，但说的是实情。
不说别的，就说土地之事，清廷能先将人杀死一半，然后拿那一半人的土地，去缓解土地矛盾，大明就不行，土地掌握在士绅和皇族手中，朝廷如果要改变土地政策，不用满清打过来，内部就会大乱。
眼下大明的情况就是，不变革，几年之后，无论经济还是人力，都会被清廷越拉越远，最后被彻底拖死，迅速变革，内部又会立刻混乱，这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
王彦和隆武都是体制内的人，想要改变，远远比体制外的要艰难太多。
“那我大明难道就没有胜算吗？”隆武盯着王彦道。
王彦沉吟一下道：“陛下过虑了，清廷统治者残暴不仁，臣听说圈地、投充、逃入三法，弄得百姓苦不堪言，洪承畴虽然给多尔衮上了奏折，清廷未必会采纳，而且清兵骄横，诸夷王之间也存在矛盾，政策未必能够彻底执行。虽然我大明现在处于劣势，但只要君臣一心，徐图改变，破坏清廷在江南、北地的统治，我大明必然能够光复河山。”
隆武帝叹了口气，“可是朕心中实在焦虑啊～眼下朝廷只是一个商税改革，就拖了一个月时间，其他更为棘手的问题，恐怕几年之间也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