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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一世的幼子查理一世成为英王。这位从小就接受“君权神授”教育的王子比他爹更糟糕，不但不允许任何异议的存在，而且更倾向于天主教。日益加剧的迫害使清教派不得不考虑离开英国了。与分裂派不同的是，清教派的很多教徒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多毕业于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他们的家境也比较富裕，比如，他们的领袖约翰温斯洛普是个律师，生于豪宅，仆从成群。后来，他因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丢了工作。
清教领袖们在剑桥大学开了个会，决定移民北美。他们派人与查理一世谈判，要求得到国王的允许和授权。查理一世的态度是：滚！滚得越远越好！他大笔一挥，慷慨地把公司宪章授给了清教徒组织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公司”，殖民者们将根据宪章组成“自治”政府。宪章不仅使他们“合法”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合法地与英国进行贸易。大多数英属北美殖民地都是根据公司宪章建立起来的，这些宪章后来演变成各州的宪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美国宪法。
1630年春天，温斯洛普率领11艘船共700名清教派教徒驶向新大陆。他乘的那艘船叫“阿贝拉号”，与他同行的有很多家财万贯的教徒。他们为了追求宗教自由，不惜放弃在英国舒适的生活，到一个陌生的大陆去建立理想的家园。在“阿贝拉号”上，温斯洛普向众人宣讲了他那篇著名的布道词山顶上的城市。他引用耶稣的话：“你们是世界之光，是山顶上的城市，无处隐藏。”温斯洛普告诉教徒们，他们将要建立的是“基督教的典范，全世界的楷模，所有的人都将仰视它”。
到达马萨诸塞湾地区后，他们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并用自己家乡城镇的名字，把这个城市命名为“波士顿”。波士顿三面环水，是个天然良港，它很自然地成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首府和商业中心。到1630年夏天时，已有1000多名清教徒来到了波士顿。1630—1640年间，清教徒们像潮水一般涌出英国，史称“大移民”。他们大多去了加勒比海岛屿，来到马萨诸塞的有两万多人。仅从这点上就看得出来，清教是个势力庞大、能量惊人的团体，查理一世让他们离开英国实在是为自己多拣了几年的命。尽管如此，在他登基二十多年后，那些留在英国的清教徒还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清教徒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将来要上天堂，获得永生。为了配得上这份荣耀，就要严格按圣经，特别是旧约的规定生活。他们一星期工作六天，唯一的休息日是“礼拜日”，去教堂做礼拜，听牧师讲道，有时三四个小时，更多的时候是八九个小时。寒冷的冬天，人们都带着手炉和脚炉去教堂，因为那里没有取暖设备，一坐就是一天，若不带这些东西手脚早就冻僵了。布道时有人在教堂里拿着鞭子巡视，看谁打瞌睡或走神儿就给他一下，绝不手软，小孩和狗也不例外。教徒们永远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女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他们认为任何一种诱惑都是魔鬼的试探，要坚决抵制。人们业余时间除了学习圣经，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们做礼拜时既没有音乐，也没有烛光。波士顿地区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庆祝圣诞节，因为任何形式的庆祝或娱乐都被认为偏离了上帝的准则，是不道德的。
与弗吉尼亚殖民者不同的是，清教徒们都是拖家带口来到北美的，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以家庭为基础来组织社会的，人们在家庭中的秩序与他们在社会中的秩序完全一致。虽然人类一出生就带着“原罪”，但女人的罪过更大，因为是夏娃先偷吃了禁果并引诱亚当犯罪的。所以，男人在家是一家之首，在外是社会公民。而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选举权，做礼拜时要与男人分开，不能在公共场合或教会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她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
清教徒们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建立起一个“纯净的”、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社会。一个城镇中最显眼、最豪华的建筑一定是教堂，离教堂最近的房子一定属于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他们不仅在教会中有巨大的影响力，也左右着政府的施政方针，所有的人都向教会缴税。有趣的是，清教并不主张“政教合一”，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政教“互不干涉”的境界。虽然谈不上完全的“政教分离”，但至少表面上，神职人员是不能在政府任职的。
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清教徒们在信仰中迷失了个性，变成人云亦云的圣经机器。事实上，清教非常鼓励“个人”对圣经的深刻理解和对圣灵的真切体会，当然，这种理解和体会不能偏离“主旋律”。清教徒们虽然不可爱，但美国人还是应该为他们的这些祖先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的确是道德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他们严于律人，更严于律己。正是他们的追求和坚持，为未来的美国打上了深深的“清教主义”烙印，也为新大陆带来了上帝的保佑。直到今天，在道德上，美国社会比欧洲、亚洲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加保守。仅凭这一点，清教徒就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清教，美国就不会成为现在的美国。
为了保证所有的孩子能独立阅读和理解圣经，尤其是读懂用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圣经原文，清教徒把教育放在了第一位。虽然清教徒父母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能力教自己的孩子读书，但他们仍然认为孩子们应该去学校。殖民地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每50户人家必须有一个专业老师，住在同一个区域的所有的家庭都必须根据收入缴付教育经费，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拥有同样的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现代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起源。
清教的那些从剑桥和牛津毕业的饱学之士，不能忍受新大陆没有高等学府的事实。1636年，在到达北美仅仅6年之后，他们创建了“新学院”，也叫“新城学院”。1639年，一个叫约翰哈佛的剑桥毕业生，在遗嘱中把自己的图书馆和一半的财产捐献给“新学院”。从此，“新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后来变成了“哈佛大学”。清教徒们把哈佛学院所在的地区命名为“剑桥”，或译为“坎布里奇”，他们要让哈佛成为与剑桥和牛津并驾齐驱的一流学府。他们的目标实现了吗？
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们得到了他们向往的自由。然而，他们在享受自由的时候，却忘记了别人也需要自由。他们忘记了自己在英国所受的宗教迫害，认为自己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信仰，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它的纯洁。千万不要在清教徒面前说你不信上帝，他们会认为你与禽兽无异或被魔鬼附身，拼了老命也得把你“教化”成基督徒。
清教的一条“黄金定律”是：己所欲，施于人。它本义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上帝之爱传播到别人身上，让天国的光辉照耀每一个灵魂。可惜，在马萨诸塞，这条定律变成了“己所欲，强加于人”。清教徒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另一条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马萨诸塞不需要不欢迎任何其他宗教的成员，它必须是，也只能是，清教徒的天堂。这也许是历史和上帝联起手来开的一个玩笑。以追求自由为目的而建立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成了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最“不自由”的一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百五十年后，这个最“不自由”的殖民地竟然打响了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美国革命”的第一枪。
然而，清教的教义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由的思想，如春天的幼苗，还是在马萨诸塞破土而出了，它的首倡人都是清教徒。它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新英格兰，也改变了新大陆的未来。是谁向清教发起了挑战？他们的结局如何？自由将以怎样的方式让新大陆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请看下一个故事：自由之声。
第9章 自由之声（）
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自由都没有像在美国这样得到如此透彻的理解，也没有像在美国这样被赋予如此高的价值。热爱自由是美国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然而，自由并不是上帝赐给美国的理所当然的礼物，也不是那位永远以胜利者的姿态高举着火焰的骄傲的女神。事实上，自由在新大陆步履艰难地走了四百年，不断地变换着面孔和内容，它的每一个脚印都是血淋淋的。
1630年建立起来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让清教徒们获得了自由，却让所有的非清教徒失去了自由。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英国的新教徒，“教友会”教徒，“浸礼会”教徒，以及基督教的其他派别，都被视作异端。
1631年2月，一位28岁的清教徒学者来到波士顿。马萨诸塞湾总督温斯洛普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邀请他担任波士顿教堂的助教。这可是个地位崇高、令人羡慕的职位，很多人做梦都想得到。但是，这个人不但拒绝了总督的邀请，还谴责了清教派在马萨诸塞湾的所作所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疯了吗？这个人是谁呢？
此人名叫罗杰威廉姆斯，1603年生于英国，是个天赋极高的语言学家，精通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荷兰语、法语等9种语言。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著名的神学家。在剑桥上学时，他成为清教的一员。威廉姆斯不但学问出众，而且为人厚道，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周围的人，深受人们的尊敬和喜欢。与其他清教徒一样，威廉姆斯非常虔诚，恪守清教派的教条，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是真正的、唯一的造物主。
从剑桥毕业后，威廉姆斯四处传教。他亲身感受到因信仰不同而引发的宗教战争给欧洲人带来的苦难，也目睹了英国教会的腐败与专制。渐渐地，他从研究和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认识。1631年，当他到达北美时，已经接受了很多分裂派的观点。威廉姆斯拒绝温斯洛普总督的第一个理由是：清教派与英国教会的决裂不够彻底，它仍然深受英国教会的影响。
接着，威廉姆斯说了另外两个著名的观点：第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宗教自由。他说，信仰的自由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礼物，是天赋人权。人们应该追随心灵的感受去选择自己的宗教，任何人都无权将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强迫的信仰会让上帝觉得臭不可闻。”第二，为了保证信仰自由，教会与政府必须彻底分离。威廉姆斯认为，“基督的花园”（教会）与“野生的世界”（世俗）之间应该有一道高高的“隔离墙”。政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会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信仰是个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政府只能管理世俗事务，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