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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汉密尔顿再次展示了他超人的精力。多年后，满头银发的伊莉莎向一个年轻人讲述她与夫君共度的这段日子时说：“他创造了你们的银行。我通宵达旦地陪着他。杰斐逊认为我们不应该有银行，华盛顿总统也这么认为。但我丈夫说：‘我们必须有银行。’我们整晚地不睡觉，我帮他誊写稿件。第二天，他拿着稿子去见总统，我们就有了银行。”
汉密尔顿在2月23日拿给总统的这份稿子共13000字，从各方面阐述“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含义，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埋葬”了。他反驳了杰斐逊对宪法的狭义理解，他的眼光不再只停留在银行这件事上，而是扩展到所有的公权力。他说：“对政府的定义蕴含着一个天然的原则：每一项赋予政府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它理应包括所有与此相关的手段。”如果杰斐逊与伦道夫的观点成立，那么，“合众国只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政治协会，或人民只能接受无政府的统治”。联邦政府不仅有权建立银行，还有权采取措施应对各种情况，而不是仅限于那些“绝对必要”的情况。人们的社会实践应该高于某些人的狭隘理论。
汉密尔顿的这篇报告是对宪法的“广义解释”的代表作，被誉为“对美国宪法最天才的诠释”。当初，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宪法的争论是建立在“广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故意把宪法写成非常笼统的文件，就是想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它。如果只按表面字义行事，宪法就成了“死法律”。“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原意是让宪法变成“活文章”（参看058我们人民），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好地抓住了这个要旨。当然，他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在所有的理论背后是对权力的争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
2月24日，华盛顿花了整整一天读汉密尔顿的报告，他完全被财政部长的观点征服了，甚至懒得再跟杰斐逊和其他人打招呼。2月25日，总统签署了银行法案。他故意等到离十天期限只差一天的时候才签字，因为他不想给其他内阁成员再次游说他的机会。他听够了。
华盛顿这个举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法案本身。作为一个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他最自然的反应应该是否决此案，这也是杰斐逊和麦迪逊对他的认同和期望。但是，华盛顿背叛了他的地域和阶级。他的决定完全出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预料，因为他们不明白，当他们还是弗吉尼亚人时，华盛顿已经是美国人了。后世的学者在谈论华盛顿时期的经济政策时，他们通常认为那是汉密尔顿的政策，很少提及华盛顿的名字，好像此事与他无关。杰斐逊也认为，华盛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被汉密尔顿利用了。实际上，没有华盛顿的支持和保护，汉密尔顿根本不可能成功。汉密尔顿太前卫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为自己树敌无数，他的悲剧由此而生。华盛顿很清楚他的财政部长需要什么，他愿意做他的保护神。他选择现代金融体系的同时也选择了更强大的行政权，他选择汉密尔顿的同时也选择了美国的未来。
随着银行法案的生效，“第一合众国银行”诞生了，为期20年。银行开售股票的当天，市场暴涨，短短一个小时，所有的股票售罄。新大陆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从此走进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现代金融社会。是喜？是忧？是福？是祸？那是我们后面的故事。
在忙活银行的同时，汉密尔顿还忙着另一件事，就是铸币。1791年1月28日，就在参议院通过银行法案后一个星期，财政部长递交了关于铸币的报告，筹备统一的货币。1792年春，国会通过法案在费城建造美国铸币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总算在一点上取得共识，就是新货币采取“十进制”，而不是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用“八进制”。但是，他们的共识并不意味着争权夺利的结束。本来，铸币厂很自然地应该隶属财政部。杰斐逊对总统说，财政部权力太大了，海关是它的，海岸警卫队是它的，税收是它的，银行是它的，要是铸币厂也归它，咱整个政府不就成了财政部的天下了？华盛顿大概是想缓解一下矛盾，决定把铸币厂划归杰斐逊的国务部，但同时把邮局给了财政部。结果，杰斐逊把铸币厂管得一团糟。汉密尔顿很生气，一个劲儿地跟总统闹，说我拿邮局跟他换行不？但总统这回没遂他的愿。直到1873年，铸币厂才归了财政部。像银行一样，铸币厂后来也没有随联邦政府南迁，而是留在了费城。
对银行法案的争论只是党争的开始。南方与北方、农业与工商业、州权与联邦的矛盾日益尖锐，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分歧为什么不可调和？华盛顿还能保持中立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斗鸡场。
第68章 斗鸡场（）
1791年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两个人物为核心，他们是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是美国早期政治中最经典的一幕，它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基础。在今天的世界，党争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规则。但在18世纪，党争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英国议会里的党派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他们的自私和腐败展露无遗。美国人本来期盼着党争在纯洁的新大陆彻底消失，却没想到，他们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深陷其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国父”，曾肩并肩地为新国家的独立而战，一个用笔，一个用剑。但是，当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先听听他们是怎样说彼此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想法与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要破坏和摧毁共和国。”汉密尔顿说：“杰斐逊先生对我充满敌意他对联邦、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快乐构成威胁。”听上去很严重。看两个伟大的人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是件痛苦的事，但那又何尝不是美国之福呢？
这两位天才的争斗说到底是对美国前途的争夺。请看他们的主要论点：
争论焦点杰斐逊汉密尔顿
政府结构支持州权，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削弱州权
政府形式更民主的政府，立法权高于行政权更像英国的政府，更强大的行政权
政府规模小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大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
统治阶层相信大众的智慧，普通人有能力管理自己不相信大众的判断力，国家应由精英统治
对宪法的理解狭义解释：联邦政府只拥有宪法明示的权力广义解释：联邦政府拥有宪法明示和暗示的权力
支持者农民、小业主、种植园主、拓荒者工商业主、银行家、富裕的精英阶层
地区利益南方和西部北方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
发展前途美国应该是农业国，自由而独立美国应该发展工商业和银行业，在竞争中变得强大和繁荣
经济结构农业是根本农、工、商全面平衡地发展
世界贸易美国应该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美国应发展制造业，最终成为制成品出口国
海关税低关税，自由贸易适当的保护性关税，扶持本国幼稚产业
国内税不征税征税
金融制度不要中央银行，不要英式金融体系要中央银行，要英式金融体系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调节，政府不能干预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经济
外交政策亲法亲英
那么，他们谁对谁错？哪种观点对美国有利？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杰斐逊是错的，汉密尔顿是对的，因为杰斐逊的设想都是空想，而汉密尔顿的设想都变成了现实。但实际上，他们缺一不可。杰斐逊要自由，汉密尔顿要秩序；杰斐逊要民主，汉密尔顿要法治。本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他们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他们还是走了极端，因为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正是他们你死我活的争夺，使美国政治不偏不倚地前行，否则，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让新国家驶离主航道。政治家的痛苦是人民的福气。你会看到，尽管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政府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他始终无法控制全局；尽管杰斐逊强烈地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他在入主白宫后并没有推翻汉密尔顿创立的金融秩序。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三权分立的体制使“一党专政”变得几乎不可能，任何政党都很难同时掌握三权，掣肘的力量永远存在。美国的国策从来没有因政党的更迭而发生巨变，权力在针锋相对的党派之间和平传递了二百年。这种不可思议的延续和稳定是民主政治的魅力。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写的那样：拉帮结派是人的本性，也是天赋人权。政府的职责不是打击它，而是保护它。宪法的目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为分歧打了个框架。在此框架内，一切皆有可能。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不仅政见不同，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冤家。杰斐逊性情温和，不善言辞，要么不说话，要么轻声细语，从来不跟人吵架；汉密尔顿好像浑身长刺，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进入战斗状态，言辞犀利，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杰斐逊超级敏感，特别看重自己的名声，也特别喜欢顺应民意，他要全世界都爱他；汉密尔顿只做他认为对的事，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不怕“逆流而动”。奇怪的是，生于大种植园、从小就被奴隶伺候着的杰斐逊倒成了“人民的代表”，专为普通民众说话；出身卑微、受尽歧视的私生子汉密尔顿反而成了上流社会的维护者。这还真是“缺什么补什么”。他们的衣着、作风也很“逆天”。杰斐逊“邋遢得像哲学家”，恨不得每天穿着睡衣去上班，走起路来懒懒散散，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汉密尔顿永远都光鲜时髦，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铁打的军人做派。杰斐逊办事优雅、圆滑，汉密尔顿高效、神速。反正，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再也找不出比这俩更不同的人了。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那股子非要把对方整趴下的劲儿。
其实，他们的初相识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华盛顿总统介绍他们认识时，他们都很仰慕对方。杰斐逊为了调解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矛盾专门设计了那顿晚餐，让“敌对”双方握手言和。但是，当汉密尔顿执意建立中央银行时，他触动了杰斐逊的底线。杰斐逊痛恨中央银行，因为他痛恨英国式的金融制度，也痛恨英国。汉密尔顿企图通过他的经济政策把联邦政府变成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完全颠覆了杰斐逊的政治理想，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在把共和国变成王国，把美国变成英国。美国到底生于1776年还是1787年？美国精神的载体到底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现在，独立宣言的作者要向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宣战，杰斐逊仿佛看见那个不可一世的汉密尔顿正一步一步走向王权。
听上去，杰斐逊好像得了狂想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