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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年轻时投靠军闹，经历过多年的军阀混战，直到最后投靠蒋介石，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第四十一军军长。
这时的孙殿英虽然很有投机性，但是也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于日寇的入侵他还是坚决抵抗的。
一九三二年日军三万余人进攻热河，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部与日军在赤峰同日军激战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同日军作战十余日，最终因实力不济部队战败而撤往察哈尔。
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们力邀同是西北军出身的孙殿英率部队加入：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的位子为筹码，要求他出兵攻打同盟军。孙殿英此时左右为难，对双方都不表态，因此被蒋介石记恨了。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怕孙殿英可能再次与冯玉祥联合，于是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将其部下调离察哈尔。可占据西北的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遣、马鸿宾四人并不欢迎他的到来，于是在西北大演了一场“四马拒孙”，的大战，孙殿英的部队久攻宁夏城不下，其部下两个旅长又阵前倒戈，孙殿英进退两难。
此时阎锡山趁机出兵断了他的后路，蒋介石又明令撤销他的本兼各职，孙殿英只好帅残部东撤，四月份孙殿英回到包头，后前往晋祠归隐，其残部被阎锡山所吞并。
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哲元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不过这仅仅是个虚职：七七事变以后，宋哲元又任命他为冀北民军司令，这倒是一个实职。孙殿英趁机大量吸收从平津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和学生等，他的人马很快就扩大到了一万多人。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经裁笠的引荐孙殿英在武汉晋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介石为“再生父母””。从冬天开始，孙殿英的部队全部改编成新五军，并开始逐渐撤到林县。
豫西北是庙道会的大本营，其信众很多，而且遍布各行各业。新五军的前锋部队到达林县之后，孙殿英就利用自己是庙道会会首的号召力招了大量会众加入新五军，在新五军主力还未全部到达之际，其在林县新增的人马已经达到惊人的一万之众。
漳河以南地区已经来了八路军，三八六旅王新亭部的活动就已经让日军很是头疼，现在新五军又有一万人驻扎在林县北部，虽然这支部队还未与日军作战，但是这么多部队就处在身边，日军华北方面军可以说是如同芒刺在背。为了保证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的畅通，以及已经占领的城镇、机场的安全，华北日军要求豫北的日伪军暂时处于守势，在兵力未能调整好之前，各部队尽量不要去招惹。
关于鬼子没有立剩发动进攻，潘可为还带来了八路方面的消息。随着冬季的到来，三八六旅为了补充给养而活动加剧，日伪的交通线、给养运送车队以及他们的大小据点屡受八路攻击，因此日伪正抽调兵力，准备将八路的人马赶出豫西北地区。
介绍完目前的形势，潘可为笑道：“李老弟，鬼子最近七处生火八处冒烟，我看他们是顾不你这支小队伍了，你们可以安安心心过今年了。”，
李青林苦笑道：“潘大号，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他们近期不来进攻。但是他们年前不来，年后不来么？再说了，做任何事都有个先后顺序，要么先难后易，要么是先易后难。正是因为我三大队是一支小队伍，我要是他们指挥官，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这种小目标，然后再解决大的集团。他们如果真的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我三大队可能就是第一个受到进攻的目标。依我看啊，鬼子年前极有可能很快就来呢。””
潘可为想了想，道：“还真是这么个理啊，李老弟，看来我们还真是大意不得啊。”，
说到这里，潘可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开了口的信并递给李青林。
这封信算是李青林的私信，但是现在已经被拆开了，潘可为接着解释道：“这是野，写给你的，我们怕他有什么急事，就提前拆开看了看。”，
三三二章 寒冬，暖冬8（）
李青林接过了潘可为递过来的信，微笑道：“看了就看了呗，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野川的关系你也知道，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李青林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有意说给潘可为听的。
野川是日本特务，自己以“小林俊二”的身份和他交往，这虽然是经过了潘可为的同意，但是自己和他的任何接触包括这种信件最好要让潘可为知道实情，不然，一个通敌的嫌疑马上就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李青林可以在战场上战死，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受冤枉而被自己这一方怀疑。
打开信封，展开信纸，李青林细细地读了起来。潘可为带来的这封信其实只能算是野川的一封便函，说的也就是生意上的事，而这个生意竟然也和孙殿英部队的到来有关。
军委会给孙殿英新五军的番号，粮饷给养也是按照一个乙种军的员额下发，但是目前孙殿英的部队急剧扩编，孙殿英新五军的粮饷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孙殿英年轻时走私贩毒什么都干过，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炸开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墓，公然盗走了里面的殉葬品。现在他的部队粮饷不足，他的眼睛再一次注视到毒品身上，那就是开始贩卖鸦片。
自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将鸦片输入到中国，鸦片之毒危害中国国民已经不是一日两日。尽管国民政府和日伪都严令禁止种植贩卖鸦片，但是那都是官样文章，目前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两边都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为了一国之私、一己之利，为达到对中国经济上的掠夺、对老百姓精神和身体上的毒害，他们利用特务机关控制了一些所谓的商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鸦片交易。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商人就大量进入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输出一些商品，但是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军国主义份子的**，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大肆开设ji院和烟馆，从中获取大量利润。
除了日伪特务机关早期控制的各种商社、株式会社贩卖鸦片，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日伪所控制的所谓华中宏济善堂。宏济善堂表面上的老板是世家子弟盛三公子盛文颐，而实际控制他们的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其领导人为日本大特务里见甫。
里见甫，日本福冈人，一九三一年成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他凭借伪满通讯机关“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身份伪装自己，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宣传和瓦解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满足日本军方对巨额军费的要求，里见甫同日本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很特别的特务机关——里见机关。里见机关成立之后立刻就控制了所谓的华中宏济善堂，以专门从事罪恶的对华鸦片交易。
宏济善堂成立之后并没有招牌，但是它在日伪的占领区横行无阻。因为有了里见机关这个特别势力在背后撑腰，运送鸦片的木箱只要是贴上了“宏济善堂”的封条，沿途的日伪军、警、宪、特等人连碰都不敢碰它。
包括宏济善堂在内，大大小小日本人控制的公司、商社、株式会社在日伪占领区广设烟馆，成立所谓“土行”，采用包运、包卖、包辑、包戒的手段，垄断了沦陷区绝大部分鸦片生意。日本特务机关对于日本人吸食鸦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对于中国人吸食鸦片，采取的是鼓励并提供方便，因此这些贩卖鸦片的特务机关财源广进，直接为日伪提供了大量的战争钱财。
在烟土行业中，各种烟土也有质量和价格上的区别。来自云南的云土被公认为是上等货，来自四川的川土次之，其他地区产的烟土最次。
在此时的中原地区，因为战争的影响，云土和川土两种烟土已经很少在市面上见到，那些瘾君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吸食来自东北和热河的红土。但是这种红土因为品质劣、毒素重，吸食的瘾君子们一般都不喜欢，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们经过提炼，制成白面和红*丸提供给贫苦阶层吸食。
战争已经使从云南和四川大量贩运烟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沦陷区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只有红土提供，并且有时候还货源紧缺。孙殿英的部队到达林县以后，马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武装从西北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大肆贩卖烟土。
这些地区出产的烟土虽然品质不算好，但是比红土还是高出一个档次，并且在价格上和红土不相上下，因此孙殿英部队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这不仅给自己的部队筹措了大量的军费，还给豫北地区日伪的鸦片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作为日本特务，野川自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这次他亲自来信要求亚细亚商社做鸦片贩卖生意，一方面是由于日军方面的战略需要，他要利用亚细亚商行的生意来抑制孙殿英的生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这种利润巨大的生意也会给他这个股东带来大量的钱财。
看完了这封信，李青林笑道：“看来不想做这个生意都不行了，潘大哥，咱们马上都是鸦片贩子了，这可是违反国民政府条例的呀。我一个**军官要是做了大烟贩子，这如果被上峰知道了，我可是要被杀头的。”
潘可为撇撇嘴，道：“国民政府出台的条例多着呢，可哪一条被不折不扣执行过？就说咱们军统吧，戴老板在国统区的各地都有检查站，哪一天不是放行了各种违禁物资？”
“潘大哥，这种生意你们有经验，我看还是由你来做吧，我们只拿利润就行了。”李青林实在不愿意摊上毒贩子这个名头，于是将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潘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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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章 寒冬，暖冬9（）
没想到潘可为竟然毫不推辞，他很爽快地答道：“行。前几天南边还有朋友带信给我，他们要我帮忙将云土什么的运进来，现在有了野川这个护身符，我看咱们这个生意还真的将要兴旺发达起来呢。”
李青林知道，潘可为所说的南方朋友不是军统的人员就是云贵川的军阀，只有他们手里才有大量的鸦片需要出售，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实力，才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够将云南出产的鸦片运送到中原地区来。
等二人将正事谈完，也就到了开饭时间了。李青林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最近民众劳军送来的东西很多，包家发自然是拿出了手艺，这一餐午饭准备得倒也很丰盛。
部队现在正处在山区，桌子上当然是以山珍为主，各种飞禽走兽自然是少不了的，各种奇异的野菜和菌类也上了饭桌。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有了这么一桌子好菜，又怎能无好酒呢？李青林让丁狗蛋拿上桌子的依然是河南名酒杜康酒。
潘可为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感慨道：“李老弟，果然是应了那句话‘有枪便是草头王’，看你这日子过得这么美，我现在都有点心动了，我在想是不是自己也拉一支队伍起来。”
李青林给他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