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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微生物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从未有人涉足过领域。在后世被称为生物武器，简单地讲就是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的共称。由于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真菌、毒素都可象细菌一样作为武器使用，故统称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生物病毒的防疫往往与培育共生，以防疫为目的建立的x…2基地在建立后，很自然的便开始从事起了生物武器的培育的职责，尽管其工作非常原始，仅只是从事病毒的选育、但是却起了一个头。
在这个时代，生物病毒的作用并没有被各国所重视，在全世界或许只有巴丹吉林那片沙漠中的x…2基地，开展了以生物病毒为为研究对象的“战争研究服务”项目，由来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乔治&；#8226；哈默克负责领导该工作。
“就像发明毒气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的纠缠。我们在研究着这些病毒战场使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研制疫苗，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在造福人类！”
从俄国来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8226；哈夫卡洛夫在参与了x…2基地的生物战争研究服务项目后，曾如对在基地内工作的学生们如此说到。关于细菌战项目的目标，x…2基地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
作为一名传染病学医生，方子南先择了用自己自己最善长的行业报效国家。尽管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甚至于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仍不妨碍他在自己最善长的领域内为国效力。
“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
基地内从事生物病毒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都曾如此安慰着自己。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自我安慰。而此时看着眼前不断的增多的病人，方子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物病毒的威力，它的威力甚至比毒气弹、火龙王更为可怕。
自四天前，陆军医院发现第一例伤员感染重感冒后，重感冒便开始在陆军医院漫延开开。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陆军医院的数十间被隔离的病房内，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伤员的浑身是血。
对于这些病人所感染的重感冒，方子南和同僚们并不陌生，早在半年多之前，他们就得到了从美国邮回的病毒毒株样本，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试验，但受限于技术，他们的偿试是徒劳的。
即便是在上海取得两具染病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后，仍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现在方子南只能按照卫生署防疫中心的要求隔离整座陆军医院，同时按照授权要求防疫中心发布防疫令。
为了严格执行紧急防疫令，借助军警采取最为极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商场和学校、对军方以及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人出门必须要配戴口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
甚至于连复兴竞选总部原本计划的进行的一场全国同时进行的助选游行，同样被紧急委员会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它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全国每一个城市参于、参于人数超过数百万人，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千万。
在西北各地竞选委员会选择了服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早已习惯服从命令，而在的全国各地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的要求，却执着别人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尽管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的未来的选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的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复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的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励。但是来自复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
命令不是来自复兴党部的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善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的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的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的个人只有与伟大的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会始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的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祺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荪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复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复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让阻止他们的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的民众
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助游行，尽管一些医生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的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的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的大规模的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竞选口号呼喊着。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的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的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在他们喊话的同时，数万人的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日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的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的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荪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荪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的根本，暴力的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
当他们的畅谈着外争国权的口号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定新约、废租界、除恶债”，他们提出民生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免捐税、赎土地、兴实业”。相比之下，复兴党可以用大量的实例去说服民众，西北拥有着实际操作的实例。
口号是动人的，但是行动往往更能吸引国民，大多数国民会作出对自己有力的选择。而共和党、进步党和中华革命党现在只是竭尽所能的争取更多的选票，毕竟即便就是无法单独组阁，也要在争取尽可能多的议会议席，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远在喀山的司马在发出的“祭首义英灵”的通电之中，已经向全国承诺，“无论复兴党是否赢得此次选举，都将坚定不移推动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动军队之国家化。”还在讲话中在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准备改组国防军的准备。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议会！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私纠之争！”
司马的承诺无疑让各党派看到希望，尤其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它是个美丽的泡沫也好、愿望也罢，至少对于各党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是机会人们就珍惜。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咳……咳……”
在宋园路穿着青衫的中年人一边听着演讲台上的荪先生的讲话，一边不断的发出咳嗽声，中年人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脑袋像被锤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额头上不断的冒出虚汗。终于再也坚持不住的中年人瘫软的倒了下去。
当天下午，先后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各个医院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的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
重感冒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国。
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是重感冒爆发的重灾区，各自各国的船员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感冒带到这座城市，当时仅有数百人感染，而此时的上海却宛如战场，重感冒在上海几乎呈现出火箭式的上升。
为了应对上海县的重流感大暴发，经过江苏省督军署的批准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组建了由医学专家为主的防控总部的指挥下，西北式的“现代化”预防和控制措施被严格地执行了起来。流感传播范围较广的地区全面隔离，多达十四个隔离小区相互分开，成千上万的居民被隔离在隔离区内。
各个医院派出的医护人员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