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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尸里，就有交趾太子李洪真，郭逵真正做到了寸草不留，唯有这样才能告慰邕州城里近8万百姓，还有苏缄只是全胜之后，他还是要面对宽阔的天险富良江。
世上有种人很奇妙，他们做事时总让别人看不透。其实原因很简单，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向某个愿望狂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奔跑中提前看到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从而突然间停住脚步。
比如富良江畔的郭逵。
空前巨大的胜利，别人看到的是进一步越过富良江，杀进交趾都城，杀光烧光彻底覆灭这个养不熟的小国，来个一劳永逸。可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军队，心立即就冷了。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宋朝入交趾的作战部队大约近10万人，负责运粮的民夫有20万。这些人中战斗减员很多，更多的死于瘟疫、疾病、饥饿。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剩下的士兵也变得虚弱，这时不顾一切地强攻，过了江之后战况会怎样？
什么是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心里有数。可要是不过江，他个人就惨了，宋朝派出这样规模的军队，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为的就是灭国，其它的所有结果都不考虑，他敢在这种叫劲的时候撤退，小心回国就判刑。
就这样，宋军在他的沉默中留在了富良江北岸，像是休整，像是随时都能杀过江去。在这种平静中，郭逵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李乾德紧急派人过江送来了投降书，连带着一船一船的物资、人口，那都是他在宋朝抢回来的。服得不能再服了，他发誓永远做宋朝的顺民。
郭逵不再犹豫，下令撤军。这时全军高兴，只是有人好心地提醒，这样回去，将军你自己会很危险。郭逵一笑，我不能抓住李乾德报答陛下，这是天意。与之相比，我更不能让十余万将士、民夫为我的官运去冒险。
当年酒楼读书的少年仍然洒脱倜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问心无愧就好了。
宋军回国，此战除了没能攻进交趾首都，抓到李乾德之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战后盘点，交趾人杀了16万以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军队杀了他们近8万以上的军队。两相对照，两个国家的性质，两国军队的性质一目了然。
这个讨厌的种族，到宋室南迁之后压力突然增大，那时才是他们受罪的时候。
郭逵回国，果不其然被文官系统弹劾。用意是相当地善良，一来可以为死去的将士们讨个说法。在文官的心里，郭逵实在是指挥无方，耗费了如此军力物力，居然不能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实在是无能。必须严惩；第二，这也是对郭逵本人的爱护。
他出征前就是宣徽南院使了，如果立功回来，狄青当年的枢密使位置还跑得了吗？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也要打压郭逵。
尤其是这种呼声道出了宋神宗本人的怨气，他是满心满意要杀光交趾人为邕州百姓报仇的。试想他连辽国、西夏都不能忍受，怎么会包容交趾这个小丑国家？郭逵真是让他郁闷到死。
郭逵被贬为左卫将军，西京洛阳安置，此后10年里不得升官。
这样的结果很厚黑，和近7年以来宋朝的主流风气不符。王安石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不为郭逵讲话，身为首相怎能容忍这样的冤屈事发生？
王安石已经不在了，郭逵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班师，在两个月以前，十月份时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
重回南方当年初起步的地方，7年一梦终于醒来，王安石走了。这时的走，和当时的来，都是对宋神宗的支持。就像郭逵从富良江畔撤兵一样，王安石当时同样面临着决择。如果他想留，他仍然是大宋首相，天子阶下第一人，宋神宗绝对不会赶他走。
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像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所编造出的“上益厌安石”，“安石叹息，天下事只从得四五分也得好矣”等谎言，根本不值一驳。就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哀叹宋神宗不听他的话了，四五分的听从都没有这句来说，就错乱无聊。
他们在这段史书里为了抵毁王安石，同时还记载着另一件事。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次为了天上闪慧星，民间有饥苦的事吵架，王安石立即称病回家，不再办工。神宗派人去请，王安石的亲信们就劝，为了获得权力，要把以往神宗不同意的事都报上去，逼他答应，从此确立权威。
王安石照办了，宋神宗为了让他工作，全都照办。那么请问，既然全都照办了，王安石怎么会哀叹“天下事只从得四五也好”？
矛盾百出，漏洞百出。
王安石的离去，完全是为了宋神宗着想。这时王雱死了，助手离散，满朝大臣放眼望去都是敌人。他留下只会给帝国添乱，让反对派整天围着他吵架。活儿谁干？国家怎么办？那样真是贪恋权位，让人齿冷了。而他离去，一天的云彩都散了，留给宋神宗的是一片广阔清新的天地。
国库充裕了，政令刷新了，军队强大了，熙河收复了下面的路，要由29岁的宋神宗自己去走了。
第299章 飞扬的梦（）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的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八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时，想到的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八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你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也算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词严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戗。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是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使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评论。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伎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做，所谓的大臣，只是把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任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