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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年的九月十日，他死在了郑州。
那时，距他生病下野，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刚好是宋朝和西夏正式约和的日子名传后世的庆历改革也即将开始。
他的死，似乎是为了一个时代让开了道路。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能大展鸿图，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功业”。那么，他的死，就是个好事了？相对于宋朝的国政，和民生来说？
好像是，毕竟人类的进步，就取决于革新。但仔细想，他死得仍然不是时候，至少范仲淹还没有做好准备，三百年间第一人的人生缺陷，就在于接班得太突然，太快了。
那是后话，在吕夷简这位一代名相谢幕的时候，还是应该先点评一下他的人生。
分析一个人，要看他做过哪些事。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这么多年除了维持帝国的政务正常运行之外，比较知名的，就是保住了赵祯亲妈的名位，以及支持赵祯痛打干扰他休掉老婆的君子们。
一保一贬，层次分明，重心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对皇帝，且只对皇帝一个人忠心。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都是私事，与国家政务无关。有关的，就只剩下了西北战争时期起用并支持了宿敌范仲淹等人。这就很有些放弃私斗，一心为公的心胸了。公平地讲，这是他的人生亮点，不管内里原因是什么，比如从他难为富弼出使，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报复政敌方式上，很难相信他完全出于一片好心。也得承认，这对国家有好处。
三件好事，对于执政过20年的元老首相来说，够吗？足以涵盖评价他的一生吗？我们还得看一看，他日常的工作作风是怎样的。就从他离职之前的一件事说起。
那是在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砦之战的前夕，枢密副使任布丢官了，被外放到河阳。任布这个人没什么大名气，进入两府纯粹是资格熬到了，并且性格非常好，从来不多说话找麻烦。只是有一点，少言寡语的人往往脾气更大，性子更倔，任布就是这样，他谁都不惹，唯独讨厌吕夷简。
好几次和吕夷简唱对台戏之后，吕首相生气了，决定搞掉他。用什么办法，就很挠头，因为任布不犯错误，你找不着人家毛病。但别急，吕夷简能。他打听到任布的儿子是个妙人，胆子特大性子还蠢（狂愚）。至于大到什么程度，蠢到了哪步田地，那可真是古今罕见。
办法来了，先升任布儿子的官，非常显赫，进入了知谏院。这下子任儿子如鱼得水，终于可以想扁就扁谁了！他第一个目标就是他老子。说他爸爸没才华。
估计这娃是真有病，平时狂妄成灾，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下凡，可他老爸却从没拿他当事。于是，他确定自己老爸没才华。
这样的奏章上缴两府，结局只能有一个——被他老爸发现。任布这个气啊，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呢？家丑不可外扬，他把信私下里藏起来了。这就中了第一步圈套。吕夷简再接再厉，继续向任儿子撮火，有人藏了你的奏章，成心让皇帝看不见。
任儿子大怒，再次上书，一定要查出是谁敢坏他的好事！于是，就查出来了任布下野。至于精彩绝伦，疑拟非人类的任儿子嘛，还在京城里等着升官呢。结果死得更惨，吕夷简所控制的台、谏官员以泯灭人伦的不孝罪，把他彻底打压。
连子不言父之过都不懂，还出来做什么官！
不孝有罪，唆使人家儿子不孝的人又是什么品德呢？明知道对方是傻子，还教唆去砍自己的老爸，这样的人品算不算卑鄙无耻呢？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他招数阴险，心胸狭窄，拉帮结派，打压政敌。之所以会这样，宋史里有段对话，可以剖析出他内部的心理成因。他和范仲淹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很自然地聊到了操守名节。吕夷简摇头冷笑：“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安身立命，只能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敢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能屹立官场40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总体来说，吕夷简虽然打压异己，却谈不上祸国殃民。他在国家大事上，比如西北战场上推荐人才，宋、辽谈判时选中了富弼，都说明他和后来的蔡京、秦桧大有区别。尽管算是个奸邪，却有限度。
可以定义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
第212章 最后一根稻草（2）（）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闹出庆历改革时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20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匆忙之间，开始做事。从这一年的三月到九月，半年之内，两府高官就换了三茬。乍看人员的流动量太大，我们列个表，就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第1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2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3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从表格可以看出，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官位在变动。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君子”们也一样。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就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2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1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贬到毫州反省。
事大了，这人最大的特性是记仇，最大的能耐是造谣。以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3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没完没了的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这次议和很奇妙，不是宋仁宗的意思，也不是李元昊的想法，而是庞籍愿望。
庞籍在延州当长官，这位坊间盛传、流芳千古的大奸臣庞太师真是为人所不敢为。别人是等待和平，向往和平，他敢凭空制造出和平。为了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忽悠李元昊，更敢对自己的皇帝耍些小花招。
他写了个奏章，说李元昊里忧外患，西夏人贫病交加，全民族都成了难民。很有投降的意向，只是不知怎样操作。
仁宗很高兴。有很多迹象表明，他知道这些话里有多少水分，但他变了，四年的战争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变得成熟，战争与和平哪个更重要，应该怎样选择，再怎样获得，这与4年前突然听到李元昊宣布称帝造反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他有了个打算，并且在说出之前，先征求了西北边疆上最可靠最稳妥的那个人的意见。范仲淹，依你之见，可以和西夏约和吗？
范仲淹的回答是一个数字，30万贯，这是每年给辽国的数字。以此为基础，足够应付西夏了，而这只是宋朝一个州府的赋税。
以一州之赋，系天下平安。何乐而不为？
赵祯的决心就此下定，他给庞籍的回复是，李元昊如果臣服，最高的限度是维持原状，称帝号也无所谓。如果能降格，称单于、可汗就更好。别的物资要求可以全面恢复战前状态，小有升级也可以商量。
和平的橄榄枝，由宋朝开始摇动。
怎样摇却大有讲究，庞籍从青涧城里把李文贵提了出来，先运足了气一顿大骂。注意，骂得非常艺术。“你们这些党项人，知道自己有多混帐吗？都是你们带坏了善良的李元昊，让他没法继承他父亲的优良作风。现在两国人民都在受罪，都是你们的错！别看你们现在赢了几仗，那是因为我们宋朝和平得太久了，忘了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适应了，你们能总赢下去吗？小心，我国富有天下，地域广阔，输一两次无所谓，你们败一次，就有亡国的危险！现在你回国对李元昊说，如果归顺，朝廷会待他比从前更好。”
最后这句话让李元昊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目标终于达到了，前面详细分析过，定川砦之战的用意就是一个台阶。难得宋朝给他主动递了过来，必须得接住。但是接，也有个方式方法。他把光信和尚从大牢里放了出来，以贵宾之礼接待，将养一阵后陪着李文贵回到宋朝，带来了第一封信。信的内容却继续着桀骜不驯。
——我如日方中，只可顺天西行，怎能逆天东下？！决不投降。
简直是威风八面，宁死不屈嘛，宋朝决定成全他，就让他继续挺着吧。结果刚过去两个月，李元昊的信又来了，这封信的力度足以媲美100多年前石敬瑭写信给耶律德光。信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李元昊比赵祯大6岁，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为了议和能混到儿子份上，这应该是无与伦比的诚意了吧。且慢，后面还有话。
“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