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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顿时炸了锅，严累的同党纷纷跳出来为严累分辩，而也有相当一部份大臣和他们针锋相对，极力攻击严累，一时间整个大殿上争吵纷纷，乱成了一片。而韩王成也是一脸尴尬，左右为难。
当然也有少数几个大臣并没有加入争吵中，只是有一边袖手旁观，不言不语。而张良就是其中之一。
看着大殿上的众大臣们吵成了一团，张良也只能苦笑不语，他也没有想到，韩国复国才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就落到了现在的局面。
其实在一个多月以前，韩国的局势还是不错的，韩成称王之后，颖川郡以外的韩国旧地的其他世族们也都纷纷赶到颖川来，表示对韩王成的支持，或是在本地举事，驱逐秦军。因此一时之间，局势似乎一片大好，虽然颖川郡并未全部纳入新韩国的领地，但己扩充到了颖川郡以外的地域，而且军队也急聚扩张，达到了七八万余人。
而这时也传来消息，王剪己经从大梁的秦军中调遣军队，派遣韩腾领军，来平定颖川的叛乱，因此张良又向韩王成进言，立刻出兵进取堰城，打通颖川郡和楚国的连结，这样一来，新韩国就可以背靠楚国，和秦国抗衡，就算得不到楚国的支持，但也可以解除掉自己的后顾之忧，全力应对秦军。
韩王成也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立刻命令大司马段达统领五万大军，进攻堰城，又命司徒严累付责粮草物资的运送。同时也向段达承诺，只要是攻下堰城，就封段达为国相。
但严累自然不愿看到段达领军立功，被拜为国相，因此段达领军走后，严累故意扣下粮草不发，段达领军到了堰城，连续派人向韩王成催促粮草。
韩王成立刻招见严累，要求严累尽快给严累发运粮草，而严累却向韩王成进言，现在韩国的军权几乎尽在段达的掌控之中，长此以往，恐怕段达会持兵自重，对国君不利，因此不如扣下粮草不发，让段达吃一个败仗，借这个机会将段达的兵权分化，以除后患。
听了严累的话之后，韩王成顿时动了心，虽然只是说让严累回去，自己要考虑考虑，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问粮草的事情，实际是默认了严累的行动。而严累有了韩王成的暗中支持，自然就更是肆无忌殚，干脆对段达派来的催促粮草的人不理不睬。
没有粮草，段达在前线的仗自然就洠в邪旆ㄔ俅蛳氯ィ峁磺鼐桓龇椿鳎虻么蟀埽鸨煌蛴嗳耍缓猛说椒谮耆な亍�
就在韩王成正要下令，派人分化段达的兵权，但秦军己经杀到了。
王剪派遣韩腾平定颖川的叛乱，其实也是做了深刻的考虑，因为韩腾本来就是韩国的宗室，上一次又是韩腾亲自统军，攻破新郑，灭亡韩国，因此他对颖川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上次韩腾攻破新郑之后，还诛杀了三万余韩国宗室，早己与韩国余族反且，并不用担心韩腾会和韩国宗室联合起来。
而且虽然韩腾部下的南阳军几乎全军覆没了，但还有二万余部军，另外韩腾手下还有几员武艺超强的猛将，因此他确卖是最适合的平乱人选。
不过这一次出兵，秦军毕竟兵少，于是王剪又派王贲带领五千骑军，协助韩腾。反正现在大梁周边都被大水所淹，秦军的骑军留在大营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秦军的粮草物资也大多都改走水路，也不用骑军保护了，因此不如让他们在颖川郡来练练手。
果然，韩腾和王贲领军进驻颖川郡之后，一路势如破竹，由其是王贲统领的骑军，迅速如电，一夜之间，连克三城，而且韩国刚刚复国，势力尚不稳定，结果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秦军就收复了近半颖川郡的城邑。
眼看着秦军己快兵临城下，这时韩王成也顾不得给段达定罪，赶忙下令，急招段达回军新郑救援。而这时段达手下还有近四万人马，在汾陉塞也弄到了一些粮食，还能支撑几天，但段达本来就憋了一肚孑火，这个时候才想起自己来，因此接到了韩王成的命令之后，就扔到一边不管，在汾陉塞按兵不动，存心看笑话。结果韩王成连下三诏，段达就是不理。
而秦军的兵锋己经指向到新城，这下韩王成和众大臣们也慌了手脚，赶忙聚议对策。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张良自然都一清二楚，因此在这个时候也觉得一股无力感，想不到都到了这个时候，韩国世族还不忘玩弄权术。
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喜欢玩弄权谋之术的国家，而韩国崇尚权谋之术，是从申不害变法开始。
韩国虽然是公认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战国中期的时候，也曾称雄过一时。就在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也任用另一位法家学者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五年之后，韩国大治，令天下诸候不敢相攻。
不过虽然同为法家学者，但申不害的变法內容和商鞅大不相同，原来在法家內部实际莡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势治、法治、术治，只到后来韩非出现，将势、法、术三治合一，这才成为集法家之大成者。
商鞅属于法治派，主张求固国本，当以立法为先，臣民俱唯法是从，不过法令要因时而变，以增强国力为目标，并以发展农业，加强军事这两点为核心，因此法成则国势大张；而申不害是属于术治派，所谓术治，实际就是君主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说，法令只是明面上的规则，是国家对百姓、官员行为的规范，而术则是君主暗中监视、考检臣下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术治思想的产生，也是由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变，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加上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因此国君往往有实无权，被臣下架空，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会消耗国家的力量，甚致会出现改朝易代。
于是申不害认为，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君主必然要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而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但国君又不能事必躬亲，许多的具体工作都要交给臣下去做，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将一些权力授于臣下，这样就必须有一套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治。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以示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
“独视者明，独听者聪，明而聪者，即可独断，而能独断者，当可王于天下也。”
意思是国君要用术来控制群臣； 就要装做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孑，要隐藏好自己的欲望，智慧，使臣下无法猜测到国君的喜好和意图，从而就无法讨好取巧国君，也就无法在国君面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如果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了。
第四六一章 术治之败（下）（）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
一直到1513年，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如君主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撤。但君主论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确实是博大精深的。
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忽视了做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
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国家法制名存实亡，各种潜规责横行，人人工于心计，不走正道，专行偏峰，无人有心务实正干，而囯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以法治为基础，术治只能够做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富民强兵，以术治国，是舍本求末，必无大成。
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韩国却急速衰落，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赏励耕战为核心，逐步走向富强，成为七雄首强。
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长平之战的***，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结果秦国惨胜，赵国惨败，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
后来韩国又将水工郑国送到秦国，说动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郑国渠，也就是所谓疲秦之计，结果秦国果然集倾国之力，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修好郑国渠，也让韩国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
这两次权谋使用得也不可谓不成功，但因为韩国自身的实力不足，又没有安下心来，全力发展自身国力的决心，结果虽然都为韩国嬴得了许多时间，都在韩国自身的内耗中白白浪废掉了，无法充份利用这两次权谋所创造的大好机会，使韩国重新强盛起来。
张良是韩国世族，当然对韩国的历史情况自然十分熟悉，只是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时候，韩王成、段达、严累等人居然还不忘争权夺利。本来张良对恢复韩国充满了热情，但这时也不禁觉得心灰意冷，因此虽然大殿上吵成了一片，但张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的争吵，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此韩王成首先不奈烦了，于是一挥袖孑，转回到后宫去饮酒解闷，而众大臣见韩王成走了，也觉得没越，都纷纷散去。
但逃避并不是办法，就在第二天，段达也上一份表章到新郑，严厉的遣责严累扣压粮草，导致自己未能攻下堰城，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并且十分含蓄的提出，如果韩王成不惩处严累，自己就决不会回兵。
严累自然不能接受段达的攻击，正要在韩王成面前为自己分辩，但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告，新城己经被秦军攻破了。
这下韩国的君臣也真的着慌，毕竟新城一失，秦军就可以直接进攻新郑，而这时新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