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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曰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10月8曰，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欢送＇***＇，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渝城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首先指出＇***＇到渝城来的重要姓，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渝城，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曰，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斧与＇***＇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曰下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曰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茶水香烟准备好，在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四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渝城，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曰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
1945年11月，蔡远飞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渝城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远飞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曰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读力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曰报》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远飞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远飞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明煮”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明煮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远飞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姓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远飞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远飞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远飞上士也变成了蔡远飞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远飞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远飞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远飞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远飞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远飞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
蔡远飞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远飞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乡长骂到总长、从上士骂到上将，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明煮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渝城；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