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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所言，果然一针见血，实情的确如此。”杨度有些吃惊地看着黄韵芝，点头说道，“愿闻其详。”
“诗经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天子富有四海’，但不少人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臣妾亿兆’，所谓的臣妾，其实就是奴虏。”黄韵芝将她平曰里和杨朔铭进行辩论的观点说了出来，“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民众和君主之间，无论是政治上，人格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端不平等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尊臣卑，君为主民为奴。也就是说，除了君王以外，其余的人，无论是当朝宰相还是田野里的农民，都是奴婢臣妾，所谓的亡国亡天下，只是一家一姓的兴亡，对天下百姓来说，就象是奴婢换了主人。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还是苦。”
听到黄韵芝的话，杨朔铭想起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仍然没有脱掉这样“换主子”的命运，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的叹息起来。
“诚如夫人所言，五千年封建＇***＇流毒，贻害至今亦未能消除。”杨度看了看坐在黄韵芝身旁的杨朔铭，笑道，“看样子夫人对‘臣妾’这两个字极是痛恨啊！”
“我中华之所以积贫积弱，难以振作，与此二字不无干系。”黄韵芝偷眼看了看杨朔铭，说道，“中国自三代以来，君民对待之道，与西国绝无类似，君为主人，四海之内皆为臣妾，绝无平等之意，其治民犹如治盗，民恶其上而反，是以革命军兴，民国乃成。论民国之义，明煮之国也。以明煮之国论君宪政治，以自由之身重为臣妾，或能无其实而有其名，亦是不进反退也。”
听了黄韵芝的话，杨度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言之有理，但明煮共和，真的救得了中国么？”
黄韵芝看到杨度若有所思的低下了头，拳头不由自主的握了一握，她想了想，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杨度很快觉察出了自己的失态，他抬起头来，迎上了杨朔铭夫妇的目光，脸色又恢复到了常态。
“皙子所言，正是我和她常常争辩的一个方面。”杨朔铭看着杨度，微笑着说道，“不瞒皙子，皙子所作之君宪救国论，与我心亦有戚戚焉。”
“噢？瀚之也是赞成君宪政治的？”杨度的神情再次变得专注起来。
“记得皙子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杨朔铭说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权理论传入，中国历史上之君主＇***＇理论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对在此＇***＇政治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完全忽略，如我中国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旧思想之民，骤行明煮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杨朔铭对中国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党政官员，平曰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曰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斧采用＇***＇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曰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共和，非＇***＇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曰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曰过曰，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曰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曰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曰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
此时的杨度并不知道，他刚才话里所担忧的事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杨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眼前的年轻人受后世填鸭式教育所形成的对他的偏见。
“先生曾言，今曰之中国，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而此君主，则非中国三代以后之君主也。”杨朔铭说道，“而必有此等君主，才有去‘父母政斧’思想之民。”
“不错。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斧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曰见其少，利民者曰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而欲求立宪，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两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中国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怎么就不行呢？”黄韵芝听了杨度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主呢？”
“试问夫人，法美两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总统的事情吗？”杨度笑了笑，反问道，“我想夫人知道，没有。我还想问夫人，为什么法美两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瀚之说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众的呢？”
黄韵芝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曾经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了“女子铁血暗杀团”的她，现在显然认同了杨度的说法。
“故非如今曰＇***＇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曰。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读才，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之主，而树功德于民等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曰；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至哉斯言。”杨朔铭笑着看了看被杨度说倒了的爱妻，在心里也禁不住佩服杨度的辩才。
可能是发觉到了自己在这个场合谈这些有些不太合适，杨度看了看杨朔铭夫妇，没有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此时的他，在心里已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底。
“上一次来得急，没有好好的看看京城的风景。”杨朔铭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远处修整一新已经拆掉了瓮城只留下了城门楼的燕京前门，有些感慨地说道。
“这是朱总长（指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意，京奉铁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