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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狙击手先生。”慕容雪止住了笑声，说道。
“别叫我狙击手先生，叫我杨茂德，茂盛的茂，道德的德。”杨茂德说道。
（六百七十）“我们要去中国！”（）
“好。那我叫你小杨吧。”慕容雪说道，“我本来应该叫杨雪的，母亲也是这样要我们随父亲的姓的，但我们姊妹俩从来没见过父亲，为什么要跟他的姓，所以我们上学时，都自作主张的随了母亲的姓，母亲拗不过我们，也只能同意了。”
“你们从来没见过父亲？”杨茂德很是吃惊。
“是的。所以我们都恨他，但母亲不许我们说他的坏话，她总是和我们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最伟大的人。”慕容雪叹息了一声，“反正我们不知道他好和伟大在哪里。”
“你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杨茂德问道。
“我不知道。”慕容雪摇了摇头，“她的工作似乎很神秘，她有时会在家里呆很久，有时会出去好几天不会来，她不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漂亮的阿姨来照顾我们，直到她回来。我们没见她做什么，但她从来不缺钱花，我们渐渐的长大，也懂事了，有时问她，她就是不告诉我们。有一次我晚上睡不着，起来找她，发现她在地下室里，正用枪打靶，她看见我，笑着把我抱了起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画画，我不信，她就用枪在靶子上打出了一朵梅花。”
听到这里，已经客串了一阵子狙击手的杨茂德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和你们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慕容雪笑了起来，“后来她带我们去四川。那一年听说那里袍哥会闹得凶，人家都说那里不安全，但她还是带我们去了，说来也怪。她去了之后，不久，那里的袍哥会就销声匿迹了，我还问母亲，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打死了？她笑着说，是啊，宝贝，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他们都是笨蛋。枪法肯定没有妈妈好。她笑了，点了点我的鼻子，说别瞎想了，妈妈哪有那么大的能耐。爸爸才有这个能力。我说爸爸坏，光顾着杀坏人，不来看我们，母亲笑着笑着就流泪了，她说不是爸爸不来看我们。是爸爸为了保护我们，才不来看我们。我说我不明白，她说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的。可我现在长大了。已经学会开飞机了，还是不明白。”
“从照片上看。你母亲真漂亮呢。”
“是啊，这么多年。她的样子始终没变，好象时间在她身上停滞了。上一次她来基地看我，还有人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呢。”
“真的啊。那想来你父亲看上去也应该很年轻吧？”
“不知道。不过，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倒也不确切，母亲有一次和我说，其实我们见过他，只不过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也和我们说过话，但从来没有提到他是我们的父亲。我现在其实很想见他的。”
两个人在战地临时医院轻松的交谈着，享受着只属于他们二人的美好时光。而他们俩还不知道，这样的美好时光注定是短暂的。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苏联，乌拉尔河流域。
冷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坚冰挂满树硝枝头，草原上则满是白茫茫的景象。
天刚蒙蒙亮，乌拉尔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萨马耶夫，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这是上哪里去？”他问司机。
“这是伊尔扎卡列夫参谋长要的车，到前线去有紧急事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伊尔扎卡列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萨马耶夫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前线去？”
“怎么，不可以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伊尔扎卡列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萨马耶夫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伊尔扎卡列夫是典型的俄罗斯人，中等个头，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卷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伊尔扎卡列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了下来。伊尔扎卡列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乌拉尔军区司令员马尔科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司令员同志，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县委，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
两辆吉昔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虽然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红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伊尔扎卡列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科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伊尔扎卡列夫和马尔科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伏特加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面包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伊尔扎卡列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科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科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您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到中国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去中国，那不是叛国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中国人不要我们！”
“怕什么。中国人不是象宣传的那么可怕！他们对待我们的人一直很和善，已经过去的人，只要宣誓放弃社惠主义，效忠中国，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在中国有几十万我们的人！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
伊尔扎卡列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中国去。可以到军委会去领通行证，有了通行证就可以到中国去了。”
听到这里，人群一哄而散，都去领通行证。
离县城不远有一处口岸。对面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新塔起的浮桥。
清晨，成百上千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牧民，来到口岸，要求到对面去，一名红军哨兵惊讶的问道：“那边是中国军队的防线，你们要干什么？”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无论值守的红军士兵如何劝说和阻止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去的人已经达到数千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通行证，嘴里喊着：“我们要过去！”
“我们要去中国！”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红军士兵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马上打电话给军分区，本来已经接通了，但电话却莫明其妙的断线了。
乌拉尔斯克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乌拉尔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角便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面包！面包！”的口号，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高喊着：“烧车，烧死他们……”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们和几名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人。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老式步枪和****，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用冲锋枪向射击，下面的人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要面包！不要饥饿！”的口号，开始不顾一切的打砸抢。当时。乌拉尔军区副政委恰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乌拉尔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
恰达诺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那些抢我们粮食的人一样是‘契卡’！”
“打啊，冲啊，打死他们！”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恰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乌拉尔罕分区警卫连赶到了，红军士兵们举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并扫射起来，人群中也有人用步枪和****开火，一时间枪声响成一片。
与此同时，乌拉尔军区的其它分区。都接到了来自各处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在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卫浮桥的红军士兵，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红旗，冲上了桥头……这时，对面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