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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血在曾经饱经罹难的中国大地上编织起了对未来的梦想。此外，他大刀阔斧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重新修定了新的法典和制度，向中国几千年来由政fu控制一切的官本位传统发起挑战。他聘请外国专家，派人出国进修，大力兴办教育，甚至鼓励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条件是他们要承担起乡村扫盲教师和医生的义务。
除了全心搞建设外，杨朔铭的主要业余爱好便是悄悄溜出北京搞微服私访，他的这一爱好也影响了北京政fu高层。没过多久，中国的大街小巷都谈论起了“清天大老爷们”微服出访的种种奇闻佚事。先是说有一次，一位为给儿子治病而被迫卖身的寡妇被一位好心人救下，当恩公问她怎么会沦落至此时，她哭着说都是狗官在发大水那年抓了她丈夫去欧洲打仗战死，害她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哭着哭着就骂起害她一家的狗官及其后台北京政fu来。恩公又问她为什么没拿到阵亡将士的抚恤金，她说根本就没人告诉她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她也不可能从如狼似虎的官府那里拿到。那恩公便给她写了张字条，叫她去找当地的官府。她提心吊胆拿着字条去了，哪知那些官见了这条子都对她恭敬得不得了，不仅重重补了她一笔抚恤金，还帮她置了几亩好田和一头牛。只是在问了乡里一个识字的先生后，她才知道，那张条就是陆军部总长蔡锷将军本人写的。而另一个说法则是一个饥饿的母亲抱着垂死的婴儿，被过路的好心人救起，也是哭骂了一通官府之后，恩公给了张字条叫她去找官府，后面有官问她哪见到的大总统，她才知道自己得遇贵人。
随着故事的越传越广，从一种情节里发展出了另一种情节，从一个故事演化出另一个故事：山野里的樵夫、河边的放牛娃、破庙里的叫花子、告状申冤的民妇、路见不平的好汉、贪赃枉法的恶吏、为富不仁的土豪、鱼肉乡里的恶霸、逃难的灾民、放高利贷的奸商、遭人陷害的工友、打家劫舍的山大王、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离奇情节，都出现在了微服私访的动人传奇之中。在越传越神的故事中，最离奇当属于这个了：四川大学的一间隐密的屋子里某天举行了秘密集会。与会者个个热血激昂地抨击了中国政fu搞金权政治、做美国人的傀儡、镇压**运动、迫害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种种反动和暴劣之举，当轮到最后一个人发言时，屋角的阴影里传出一个平淡的声音：“感谢各位直言不讳，但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今后我会时刻谨记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警示自己。”没等吓木了的学生们合上惊呆了的嘴，发言者已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最后，甚至于十万大山里的一位瞎眼老农气急之下，竟对上门收租的地保说：“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我爬出山去，见人就说你们的坏事，一传十十传百，哪天上边就会有人来找你们，看到时他们怎么治你们”
当信心满怀的杨朔铭迎接来他担任财政部总长后的第四个春天时，一个神话已经在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了。第一次享受到和平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中国人民从这位年轻的领导者身上找到了一样失去已久的东西：希望。正是他给他们带来了过上新日子和好日子的希望。在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雪域高原上，广大的藏民甚至传说杨朔铭是大威德金刚现世，一位应世而生的圣主明君。就连日本陆军的情报部门和在华间谍机构也不得不承认，杨朔铭靠大搞建设、发展经济和“狡猾地制造和传播笼络人心的个人宣传”，已经成功地“欺骗了中国广大的无知民众”。杨朔铭使中国政fu得到了一件从袁世凯以来历任领导者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人心。
持续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各自治省和直辖省的经济都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由于杨朔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布局较以往更为全面均衡，中国各地的文化传统和基础更加深厚，对各地及外国的人才吸引和容纳力也变得更强，中国的经济开始全面追赶并逐渐超越了日本。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心也逐渐从较之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广州移向更加国际化和贵族化的上海。
（三百七十九）走上歧路的德苏日（）
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获得了高速度发展。中国从一个孱弱落后的传统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之一，与1913年最重要的工业品种相比，中国的钢产量、采煤量、石油开采量、发电量均是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据估计，中国的全部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15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5倍。一些主要产品如钢、铁、电力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这样高的生产发展速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发展速度方面，而且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了一个部门相当齐全的工业体系，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中国新建或大大发展了一系列对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部门，如造船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机床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等。而正是这些奠定了中国在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
而中国的崛起也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改变了德国、苏联和日本的历史走向。
苏联和德国签订《拉帕罗条约》后，德国很快就成为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苏德《拉帕罗条约》使德国不光从苏联那里得到贸易方面的好处，更为重大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苏德关系的进展，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权力增长。这种关系的进展，在一般情况下从经济合作开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苏德合作的力量在于，这种经济互动为未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1921年初，为了将规避《凡尔赛和约》，将本国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国外发展，德国兵务局总监塞克特将军在国防军中组建了代号为“r小组”的部门，由亲信冯？施莱歇尔负责，专门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主席格拉辛对接，建立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的秘密援助。1921年9月，苏德双方代表在施莱歇尔的公寓中开始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进行金融和技术的援助达成了实施细节的一致。当然，对于德国方面的“厚赠”，苏联方面也必须回报德国国防军，这就是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军事工业所需的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施莱歇尔代表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壳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这些公司负责德国军方向苏联军事工业提供的第一笔7500万马克的资金援助。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开始建设现代飞机制造厂；“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动工兴建重型火炮生产企业。随后，德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建设基地，陆续在苏联境内开始兴建。
大批德国军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又使苏联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国军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国军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2年至1927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国军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才。苏联随后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苏维埃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推行数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之后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战后开始的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崛起的良机。苏联政fu为此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之后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经济危机结束后，这一政策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结果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fu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之后苏联政fu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结果使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阻碍了经济发展。
铁腕的苏联领袖斯大林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尤其是占领了苏联大片亚洲领土的中国和日本），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为了应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他要求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至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而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普遍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在所谓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结果使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象乌克兰就出现了大饥荒。
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一速度令西方的观察家们大为吃惊。事实上，苏联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当时实行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这个体制在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改变国家工业落后面貌和生产力布局，统一调配物质资源主攻某些急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如制造武器装备以及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原材料的生产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的日常消费品需求；过分依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行政命令的指挥手段、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和人的主动性，加上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使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