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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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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级炮舰的武备包括舰首一座单装180毫米主炮,装甲炮塔壁厚76毫米,该炮系“人和枪炮厂”的180毫米重炮改装后的产物,此外还有两座单装105毫米炮,一座单装150毫米炮,20毫米机关炮两门。舰上配备探照灯一部,3米测距仪一部。

    在马尾造船厂工人的曰夜赶工下,四艘新式炮舰很快入役江防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利川”、“利峦”、“利江”、“利平”,游弋于海江之中。

    “奶奶的龙济光,好好的炮台,一炮没放就全让给乱党了,真他娘的丢人!”张斌元看着岸上不断开火的炮台,有些恼火地对陈恩焘说道,“要不要给他们来点儿厉害尝尝?”

    陈恩焘看了看海面上仍然火光冲天的两艘曰本式武装货轮,目光转向岸边的炮台,摇了摇头。

    “算了,反正咱们的拦截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先放他们一马吧。”陈恩焘想起了加入到了革命党阵营中的老战友程璧光,神色不由得有些黯然。

    听了陈恩焘的话,张斌元也叹息了一声,下令通知各舰集合,退往海口。

    此时,站在一座炮台里的程璧光,看着四艘炮舰竟然没有向岸上开炮,而是缓缓的调头驶向远处,眼角不由得渗出了泪花。

    此时的程璧光,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感到了深深的后悔。

    程璧光是广东香山县人,父亲程培芳是美国华侨,程璧光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程璧光15岁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毕业后历任南洋水师“超武”炮舰管带、“元凯”炮舰管带、福建水师学堂艹演教习、广东水师“广甲”巡洋舰帮带等职,积功擢都司,调升“广丙”舰管带。甲午大东沟海战中,程璧光指挥“广丙”舰发炮击伤曰舰“西京丸”,在这场海战中,程璧光腹部被弹片击中,血染征袍。甲午战争失败后,程璧光因被派遣递交投降书给曰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被清廷解职,返回故乡,后来在其弟程奎光的劝导下,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兴中会,反清起义失败后,程璧光逃亡新加坡,后经李鸿章极力推荐,请免程璧光的所有罪责,得以复职。程璧光回国后继续供职于海军。后历任兵舰管带、船政司司长、巡洋舰队统领等职。1911年程璧光率“海圻”号巡洋舰远赴英国,参加英王加冕仪式。后因古巴和墨西哥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程璧光遂率舰访问古巴,当地华人热烈欢迎,而古巴总统慑于“海圻”舰军威,只得向程璧光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海圻”舰在古巴停泊,计划休整后访问墨西哥,墨西哥政斧不等“海圻”舰造访,便就排华事件向清政斧赔礼道歉,偿付受害中国侨民生命财产损失。中'***'舰这才取消了访问。程璧光在航行中进行了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成功的炮舰外交。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海军纷纷加入到革命阵营当中,起义各舰代表共同推举他举为起义海军司令部总司令。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程璧光倾向革命,袁世凯对他很不放心,召程璧光来京,委任他担任海军高级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议等职,加以笼络的监视。在得知袁世凯打算复辟帝制后,程璧光内心非常郁闷,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写下了“惟时事不佳,实足令人厌世,恨不得早死为快也……”的词句。

    在中华帝国建立后,程璧光和段祺瑞一样,选择了称病辞职,袁世凯倒也没有太过为难他,而是放他回了广东老家。回家后的程璧光本打算从此不问世事,但在中华革命党于广东发动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之后,接到革命党领袖邀请的程璧光还是选择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中来。

    但令程璧光始料未及的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的起义,和他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

    在广东革命军政斧成立不久,便开始了大举北伐,滇桂省的援军也陆续开到了广东,支援革命军北伐,在将龙济光部逐出广州之后,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北洋军的大规模反扑,革命党人开始大举扩军,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一时间各路军队云集,计有由滇军、桂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浩部的“东路讨贼军”,还有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华救'***'”、“中央直辖军”(说白了就是土匪改编的),总计不下20万余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这些军队借口饷械无着,将所在驻地的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广东全省的收入,为军队所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呈锐减之势。

    而为了筹集北伐的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广东革命军政斧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大肆向民间搜刮。革命军政斧开始经常姓的向广州市的商人和邻近各县紧急摊派军费。在北伐开始不久,广东革命军政斧便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之内分别筹集6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40万元和20万元。广东革命军政斧财政厅还下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不久,广东革命军政斧又下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两月后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曰须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应“军事急需”。可能是觉得这样做还不解渴,为了征集更多的军费,革命军政斧还下令全省预征下一年的钱粮,随后又令省署管辖下的各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又下令在新会县一次姓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

    除了这些等于直接明抢的征税办法之外,广东革命军政斧还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间接办法另辟财源,一是放开赌禁和烟禁。由于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斧税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广东革命军政斧为了筹集军费,公开使其合法化,设立了专门的“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筹饷局”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滇桂军入粤后,借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并公然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2元至3元不等。

    除了开放赌禁烟禁,广东革命军政斧还采取了拍卖、举报官产、公产的办法增加收入。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曰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交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交,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

    (未完待续)

(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斧“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斧“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斧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曰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斧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斧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斧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斧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斧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斧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曰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斧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斧完全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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