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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的扶梯这一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有个中华记者注意到。观看的人都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他。重光自己狼狈地爬上扶梯，他掩饰着自己的表情。
日本代表团站好位置后，钱四海将军到场，他与李海江、狄狼一起精神抖擞地走过甲板，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铺满文件。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钱四海说，“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此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取得的谅解。忠实地履行这种谅解。”
钱四海的话里没有怨恨或复仇之意，“我本人的真诚希望，”钱四海继续说。“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几乎是应验似的，乌云散开了，富士山的山峰在远处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钱四海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重光一拐一拐地走上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模摸帽子、弄弄手套和手杖，给人以拖延时间的印象。
狄狼是个急脾气，真想给他一个耳光，并说：“快签！他妈的！快签！”
然而，钱四海却看出重光是弄糊涂了，便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重光签了字。接着梅津僵直地走上去，连坐也不坐就草草签上自己名字。钱四海用另外的笔以自己的身份签了字。
签字完毕后，钱四海再次发表讲话。“让我们衷心祝愿，”他说，“和平已在世界上开始苏醒，祈求上苍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他走到李海江跟前，把胳膊搭在他肩膀上。钱四海道：“小子，那些飞机究竟在哪里？”
不用刘海江回答，远处传来飞机的隆隆声，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数千架从其他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和环球霸王从炎黄号上空飞过，阵势雄伟、壮观。
钱四海离开举行仪式的甲板，来到另一个麦克风前，向中华发表广播演说。“今天，炮口沉默，”他说，“一个极大的悲剧已经结束。一个伟大的胜利已经取得。天空不再降临死亡，海洋只为商业效劳，任何地方的人都在阳光下行走。全世界快要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任务已经完成最重要的一步……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连取得胜利的教训本身也带来为未来的安全和文明的生存的深切关注……军事联盟、力量对比、国与国的结盟，全都失败了，剩下唯一的道路是要用战争来考验的道路……
现在，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消除了这种选择。我们已经有过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制订出某种更伟大、更公平的制度，那末，最后的大冲突就会来到我们的大门口……”
钱四海的言词真实地保证，中华将以谅解和同情的态度对待战败了的敌人。在日本各地，国民也开始从不堪忍受的痛苦命运中恢复过来。“如果允许痛苦和耻辱在我们头脑中滋长出将来报仇雪恨的阴暗思想。”《日本时报》用这样的言词奉劝它的读者，其用意在于鼓舞人心，并证明是预言性的。“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会不正常，就会变得卑鄙不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痛苦和耻辱用于鞭策自我反省和改革，如果把这种自我反省和改革作为伟大的建设的动力，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在失败后的灰烬上重建不受旧的残渣影响的光辉灿烂的新日本，一个能够维护自己的骄傲、赢得世界尊敬的新日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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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2章 永远的秘密（）
在炎黄号举行投降仪式后六天，钱四海来到东京。六月八日中年，他走到中华大使馆的阳台上，第一骑兵师的一名仪仗兵正把一面有历史意义的国旗拴在旗杆的升降索上。“王西京将军，”钱四海声音洪亮地说，“把我国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的象征，作为公理战胜的先兆，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
征服者钱四海的到达，再加中华国旗侮辱性地在皇宫眼皮底下飘扬，如果说日本人民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现实的全部含义的话，那末，对于未能阻止外敌直接负有责任的军人，失败是不可容忍的。另外，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期待者受审。钱四海抵达后三天，便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四十名战犯。
名单上有个名字是人尽皆知的——东条英机。几乎就在同时，东条在世田谷的简朴寓所已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围住。他们拥挤在房前的石墙边。东条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内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三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下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大愿意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她带着下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她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中华军人——全新的日本宪兵——已把她家包围。
有个军官在喊：“告诉这崽子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四时十七分。
当中华士兵冲进东条的办公室时，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口。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带队的排长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主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在街道那边的花园里，东条夫人跪了下来。口中喃喃念着佛经。她想象着他的痛苦，极力控制自己，准备看到华人把尸体抬出来。但是，出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有个日本医生急忙冲进屋内。
四时二十九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语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中华士兵看着他毫不同情。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他被送至郊外的野战医院。晚上，王西京来到他的床前。东条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麻烦？”
“今天晚上。我希望这位中华将军接受我的新军刀。”
东条活了下来，作为重要战犯受到审判，审讯在市谷高地的大本营陆军部举行。
在冗长的审讯程序结束时。东条和儿玉誉士夫在巢鸭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时，看见天空两架中华飞机。“儿玉，”东条说，“要是不再有战争了，这次审判还算有意义。如你在天空所见，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最后的美国人。到审判结束时，美国或许也举起双手了吧！如果还是要打仗，象这样的战犯审判确实毫无意义。”
三个月后，东条在电视直播中被绞死。
抓捕东条的早晨，杉山元帅的枪法比他准确。他在办公室内用枪射中自己的心脏。他的夫人听到他身死的消息后，也效法乃木希典将军夫人，在自己房中的佛像前跪下来，喝了少许氰化物，伏倒在短剑上。乃木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的指挥，后来自杀向阵亡部下谢罪。
对日本领导人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极其可恶的。对近卫公爵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受这般侮辱。他开玩笑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是个懒骨头，监狱的生活对我可能是无忧无愁、轻松愉快的。”——三十年来，他身上从未带过钱包，洗澡时也从未拧过一条湿手巾——“但被人称为战犯，这样的耻辱我绝对受不了。”
在近卫入狱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次子道隆仔细检查了父亲的房间，看有没有武器或毒药，虽然没有找到什么，但还是放心不下。就寝前再次回到他父亲的卧室。他们详细地谈论了日华事变、同中华谈判的情况，以及近卫觉得自己对天皇和国民应负的重大责任。道隆认为父亲应该把这些个人的想法记载下来。近卫用铅笔——手头没有毛笔——写了一些时间，然后把写的东西交给儿子。“用词可能不当，”他说，“但表达了我此时的感情。”
道隆感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相聚了。“长时间来，我只给您添麻烦，未能对您尽孝道。我很抱歉。”
近卫不以为然。“‘尽孝道’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把脸转了过去。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道隆说。“现在已经很晚了。请就寝吧！”他迟疑了一下。“您明天走吗？”
近卫没有作答，但是道隆仍然以请求的眼光看着他，近卫看了看他，道隆觉得他似乎在说。“你怎么还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以为你什么都明白了。”道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父亲脸上的表情“这样奇怪。这样厌烦”。他第一次看出父亲想离开人世。
“夜里您要是需要什么，就叫我，”道隆说。“我在隔壁。”
道隆好容易在快天亮时才睡着，可是不一会儿就被母亲悲痛的声音吵醒。他想起床，但一时不能动弹。他坐在那里，全身发抖。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进父亲的卧室。近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平静安详，象睡着了似的，在他的高贵的险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他已离开人世，枕头旁边放着一个褐色的空药瓶。
华人认为，日本名义上的领导人天皇，同东条等一样对战争负有最大的责任。现在，日本一些获得解放的记者甚至也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