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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那些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作为淮右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会越大。
第8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5）（）
算命先生难逃权力宿命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右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作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成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右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是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方面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胸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在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官场，虽然还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心中却藏着一副锦绣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下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刘基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刘基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朝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奉行省檄，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调转方向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在刘基这样的文人看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有心无力。
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他们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作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必需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
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
上面这句话正是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社会新旧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去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
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是听别人描述的。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朱元璋就算在此前不一定听闻刘基的大名，但是对于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自己的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捞取一个政治家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依我看，我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无奈刘基确实不想留下来，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