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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平日里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身边的内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就是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侍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也就也就自然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可见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裤脚管下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也因此成为宦官成功创业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导致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如此，可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几次三番，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这也为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埋下了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惊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对于张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张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传闻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张居正，便半真半假地问起这事。因为是当着众人的面，让张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极力否认。经过这样一番剖白以后，高拱才出面予以澄清，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一来，这件事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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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机构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即成事实。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也明白这个道理，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画卷。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种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计算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可以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讲究权力排序的年代里，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在起步阶段都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逢进必考。建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揽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终极推手。
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第66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3）（）
高拱非常欣赏这个小老弟，在工作接触过程中，高拱如此评价张居正“年少聪明，孜孜向学”。对于如此好学之人，高拱将自己在官场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用高拱的话说，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很显然高拱并没有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情而产生怨气。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是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他的复出其实是张居正从中斡旋的结果，由此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高看一眼。
复出后的高拱，当涉及到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干部任用等大事，他都会和张居正商量着来。两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但是这种来自于表面的琴瑟和弦，却无法掩盖权力阴影下的暗流涌动。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帝国重要官员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但是高拱作为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部长。双重权力赋予一个人的身上，可见高拱的权限有多大。
张居正并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复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想成为内阁的一把手了，而且这种争先进位的信念从来就不曾动摇过。两个人的蜜月期虽然很长，但还是迎来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任命的官员当中，其中也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这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想要提拔重用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容易变通之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之人。
当时帝国的官场上流传着一些话，某某人得到职位，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某某人为什么丢了职位，是因为高拱不满意，而张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听。无风不起浪，有传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才是他们恩人；而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也对张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说，好人都让张居正当了，恶人都让高拱当了。
张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官场内部开始流传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的言论，高拱也是从别人口里听到的。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都是权力高层，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在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种级别的官员，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既然如此，谁没有几个门生？
高拱虽然没有就这些传言作出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在态度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以后，高拱也就很少再与张居正共同研究干部问题了。张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后才肯出手的人，在他与高拱之间，他做过一个衡量。想轻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张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张居正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高拱能够抓住的把柄实在是少之又少。
高拱是个才干超群的官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准确地说，明朝中期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换句话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也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在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帝国官员中喜欢不喜欢高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拱的执政能力。还有就是高拱的意志力非一般人可比，金钱美女糖衣炮弹是很难将其打垮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对他的信任完全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事实证明，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也同样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发迹之初，这种勾连关系是高拱的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不管官员如何看待，至少在隆庆皇帝眼里，高拱是个集人品、学识、能力、功勋于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国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