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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了匈牙利的拉霍，炸死32人，炸伤280人。由于总参谋长维尔特的坚持，在匈牙利执政霍尔蒂这个老滑头没有最后认可的情况下，匈牙利于4月27日对苏宣战，同时派出“喀尔巴”快速集群参与对苏作战。
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总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号令也已经发到了西部红军各方面军的司令部。如前文所述，这道根据“龙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的错误情报发出的命令充满了乐观情绪，竟然要求各方面军“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边境地区”
但是各部队实际上不仅没有打退龙军猛烈的攻势，反而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并损失惨重。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要求装备有大量技术兵器的庞大机械化兵团在没有弹药、没有油料、没有敌情资料的情况下，有的只是1堆需要修理的坦克，用1个晚上做好进攻准备，并且从远近不同的地点开到进攻出发地域，然后在完全不进行侦察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这样的命令只有军事外行才能做得出来。
但斯大林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反突击必须进行，况且正如当时担任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的巴格拉米扬上校所承认的那样：“总部文件在判断上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发去的充满豪情的文件引起的。”既然如此，前线部队也只好将那无奈的“豪情”进行到底。
6月14日的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龙军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机场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机场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机场建筑。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机场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我还记得这样地情形，中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机场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机场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的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大运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地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
“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中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参与斯大林格勒狙击战的一位苏联军官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同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战争的惨烈程度。
虽然在短期之内，龙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艰苦的战斗让中国士兵精疲力尽，两眼通红，阵亡战友的数字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周前那种胜利者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身边的环境不同以往，令人不安。炮火在城市中变得更加可怕。炮弹本身的爆炸还不是唯一的危险，每当一座高大建筑物被击中，空中立即充满大量榴霰弹和砖石的碎片。在这片由废墟残骸营造的异度空间中，这些“陆战骄子”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即使正午的阳光也在不断扬起的灰尘中呈现出一种奇异鬼魅般的色彩。
在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中，士兵对战场的三维空间必须更加敏感，因为每一栋高楼里都可能埋伏着危险的狙击手。他还需要观察天空。每当中国空军的空袭来临时，“陆战骄子”们以与苏军同样的动作迅速卧倒。大家还每每担心蓝翔战机会看不到铺在己方阵地上的五爪金龙旗，因此他们经常向天空打信号弹显示阵地的方位。红军轰炸机也来了，低得能看清楚尾翼上的红星。高空中，战斗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名观察员感到那些缠斗和翻滚着的战斗机更象是水里的鱼，而不是空中的鸟。
各种噪音不停地袭扰着龙军的神经。“空气中充斥着，”一名坦克军官这样描述，“蓝翔俯冲时发出的魔鬼般地嚎叫声，高射炮和大炮雷鸣般的怒吼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坦克履带的嘎吱声，毒蛇火箭炮发射时的尖叫声，以及四周冲锋枪嗒嗒的射击声，每时每刻我们都感觉到这座燃烧的城市散发出来的热量已经将我们包围。”
第1262章 陆战骄子（）
“伤员的哀嚎更让人难以接受，那简直不是人的声音，”一个中国军官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感受。“那是受伤后的野兽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哭泣声。”
在这样的环境里，思乡之情就更加强烈。“家是如此遥远啊，如此美丽！”一个人充满渴望地写道，“只有在此刻，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家是多么美好。”
另一边，城市地守卫者们则清醒的认为思乡是他们无法得到的一种奢侈。“你好，我亲爱的帕琳娜！”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在5月17日给他的妻子写道，“我很好，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们会活下去的，我们会重逢的。战争很艰难。你从新闻中能够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士兵地任务非常简单：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然后把他们赶回东方去。我非常想念你，但千里相隔，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惨烈的巷战继续进行，而且也变得越来越残酷。
“我军占着一幢房子，敌人占着另一幢，”一名来自中国第一装甲师的一名少校营长一到斯大林格勒就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问题，“在这种战斗中，重炮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不久他就找到了答案。在朱可夫的坚持下，红军炮兵集中在大运河东岸的深远地带，他们的用途不是炮击龙军的前沿阵地，而是摧毁敌军的交通线，以及重创正在集结准备发起攻击的敌军分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量苏军炮兵观察员象狙击手那样隐蔽在废弃建筑物的顶层。而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些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将他们作为龙军狙击手和反坦克炮的优先打击目标。
一旦那些观察哨发现某支龙军部队开始集结，目标观察员马上通过无线电或野战电话报告给东岸的炮兵。这时的炮击强度简直是毁灭性的。
“在河的那一边，”有人描述道，“好象整个宇宙都在重炮的轰鸣中颤抖，大地为之震动。”
在战斗中，双方很快就发现在斯大林格勒最重要的步兵武器是冲锋枪，手榴弹和狙击步枪。苏芬战争中，能够在运动中射击的芬兰滑雪部队经常给苏军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红军也采取类似战术，组建了8人的冲锋枪班，能够由T－34搭载直接进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这种规模的班组被证明是近距离巷战的理想编制。在清理房屋和地堡时，手榴弹必不可少。苏军战士们把它称作“装在口袋里的大炮”另外，手榴弹在防御作战时也非常有效。朱可夫命令部队要在每条战壕的壕壁上都要挖出凹洞存放手榴弹，以便于战时战士们能够方便取用。当然，未经训练的战士也时常面临生命危险。一名刚上战场的新兵动作失误，手榴弹爆炸杀死了连里的二把手，重伤了其它数人。还有一些人在试图将缴获的中军引信装入自己手榴弹时被炸死，这类事故的主角大部分是那些来自东欧的士兵。
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急需进行更多的武器培训”而对于这些，龙军则早就有所准备。他们的暴风突击队成功的继承了一战和二战初期城市巷战的精髓，他们采用的战术更加富有效率。
另一件对使用者和被打击目标都非常危险的武器，是火焰喷射器。在清除下水管道、地下室和无法进入的藏身地时，它的效果很可怕。作者自己知道，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他就是第一个吃子弹的目标。
红军战士们喜欢搞一些小圈套诱杀中国人，新的陷井设计层出不穷，每一个似乎都比前一个更有创意，杀伤效果更好。伊尔加什金上尉是一名营长，由于无法还击蓝翔的轰炸，他特别生气。于是他就与一名士兵，列兵里帕，搞起了他们自己的小高射炮。他们先把一支反坦克枪固定在车轮轮辐上，在地上打入木桩，再把车轮扣在木桩上。伊尔加什金根据枪口初速和敌机俯冲时的估计速度，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不管怎样，他们的精心设计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靠着这个他们搞掉了三架蓝翔战机。
真正的高射炮兵也在完善他们的战术，蓝翔进入的高度约到5000英尺左右，然后以一个半滚动作俯冲，这时飞机上携带的气笛开始尖叫。高射炮兵就在蓝翔进入俯冲和改变俯冲角度这两个点进行弹幕拦阻射击以求击落它。
另一种战术由库尔拉采夫斯基首创，他不久就成为列宁格勒各部队中最着名的狙击手。库尔拉采夫斯基把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拿下来，装到反坦克枪上去，这样他就能把反坦克子弹直接打入敌人机枪据点的射击孔并一举端掉它。但库尔拉采夫斯基不久就发现大规模生产的子弹装药量不稳定，不利于精确射击。使用常规兵器一样也能出名。贝兹迪科是巴丘科师的王牌迫击炮手，他能同时将六枚炮弹打入空中。宣传这些事迹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崇拜这些特等射手。苏联守军的口号是：“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武器”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朱可夫战略的中心是由经过加强的建筑物构成的各个支撑点，守卫这些支撑点的战士甚至包括一些女卫生员和女通讯兵。有时他们会与后方失去联系长达数日，物资极度匮乏。他们必须要忍受灰尘、烟雾和饥饿，而最难受的是干渴。自上月空袭摧毁了水泵站后，整个城市就再没有新鲜的自来水供应。污水当然不能喝，近乎绝望的士兵只好射穿自来水管，看看能否从中吸出几滴水来。
同时，向前沿阵地运送食物一直是个问题，某反坦克分队有一名来自喀山的鞑靼厨师，他把一个大的军用暖水瓶灌满茶水或热汤，绑在自己的背上，匍匐前往敌人火力控制下的前线阵地。如果暖水瓶被炮弹破片或子弹击中，这位倒霉的厨子就会全身湿透。后来，霜冻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