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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豫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撞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但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兑现；（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的跌落。最可笑的，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的藉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七节。
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他“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他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12两
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120两
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了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1两=金110两
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资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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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学术风俗（）
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做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
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辨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辨争的必要了。
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
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祧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和“虚骄”的观念。
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