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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案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案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周朝时候所记得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他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他，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前八四一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一百二十二年，再加上殷朝的六百二十九，夏朝的四百三十二，共是一千一百八十三，就在前二○二四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九十八，舜三十九，加上居丧三年计算，共是一百四十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七十年去算他，就加上二百一十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他每人三百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九百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前三二七四年了。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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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他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他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未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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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案，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涿郡今涿县。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苗，先汉。苗——蛮，黎——里——俚。蚩尤——三苗。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子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案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着其氏而谓之民，著其氏而请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敦、穷奇、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