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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厘之后，加税至一二点五，但到如今没有实行。厘金起于洪杨之时，本说事平之后即行裁撤。其后借口地方善后，就此相沿不废。各省都由布政司监督，委员征收。有分局，有总局，一省多者百余处，少亦数十处。层层阻难，弄得商贾疾首蹙额。其实国家所得的进款，不及中饱的一半；可谓弊害无穷。税厘制可参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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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币制的变迁（）
明清两代币制的变迁，也得略论一论。在这两代，可称为“钞法废坏，银两兴起”的时代。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也颇想仍用铜钱；但是这时候，铜钱业已给钞币驱逐净尽了，要用铜钱，不得不鼓铸。而要鼓铸，则（一）要多大的一笔费用，国家一时颇难负担。（二）责民输铜，人民颇以为苦。（三）私铸颇多。（四）而商贾也有苦铜钱太重，不便运输的。于是乃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系钞1贯=钱1000=银1两=金1／4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行之未久，钞价便已跌落。于是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然到底不能维持。价格跌落，至于只有千分之一二。到一四二八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于停造新钞。然而已出的旧钞，还无法收回。于是想出种种法子来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总括为两种：一种是添设新税目。一种是旧有的税，加增税额。本来征收别种东西的，也一概收钞。收回了，都一把火烧掉。这种临时加增的负担，很有许多就变做了永久的。这要算我国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滥发纸币”最后之赐了。
从此以后，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就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直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从钞币行用以后，倒又已破坏了，一时不能恢复。而“银”就应运而兴。
钞法既坏，铜钱又无，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所以《金史》上说：金哀宗末年，民间就但以银市易了（元朝的行钞，亦用银相权）。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还在那里行钞。所以银的作为货币，还没有发达完全。到钞法已废之后，这种趋势，就日甚一日了。田税征银，已见第五节。其余各方面的用银，见于《明史》的，今再略举如下：
宪宗成化十六年，一四八○年。正月，户部奏准扬州、苏、杭、九江等处船料钞二贯，收银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奏准凡课程：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及天下税课司局，仍旧钱钞兼收外，余钞关及天下户口食盐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钱七文，折收银一分。案这都是为收钞起见，临时增设的税。现在钞已收尽，故改而征银。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户口盐钞，仍折银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一五○六年。五月，户部奏准将明年应征旧欠户口食盐钱钞，及崇文门分司商税钱钞俱折银。
十四年九月，令各处钞关，并户口食盐钱钞，俱折收银。
世宗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直隶巡按魏有本，奏请钞关俱折银。从之。
从此以后，银两便变做“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终明清两朝，都未能使银进为铸造货币，以成为本位货币；仍旧听他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以致弄成无本位的神气。
清朝对于铸钱，颇能实行前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其鼓铸，在世祖时候，就颇认真的。户部设局，名曰宝泉。工部设局，名曰宝源。各省亦多设局，即以其地为局名。初时铸钱，每一枚重一钱，后加至一钱二分，又加至一钱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钱二分为常制。欲知其详，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作参考）。亦知银铜二者，不能偏废。乾隆时，屡有上谕，责令各省官民，满一贯以上，便要用银。但是货币是量物价之尺，就是价格的单位。价格的单位，同时不能有两个的。银两是一种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认为货币的铜钱，常保一定的比价，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傥使这时候，能悟到银两与银币不是一物；把银也鼓铸成一种货币；且单认银为货币，而把铜钱认为银币的辅助品；中国就早可进为银本位之国；本位观念既已确立，就再要进而为金本位，也容易许多了。惜乎清朝顺、康、雍、乾四朝，对于币制，都很有热心整顿，始终没想得穿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银两需用既广，而实际上专用秤量量法，也觉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国交通以后，墨西哥的银币，就成为一种商品而输入了。这是“钞币废而银两兴”（而且中国自古是专用铜币的，到这时代，才可以称为银铜并用）的时代中的得失。至于中国现在，究应进为金本位；抑应废金用纸，迳与货物相权？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是本书所能兼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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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章 学术思想的变迁（）
明清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关系极大。这种变迁，起于明末，而极盛于清朝乾嘉之时；道咸以后，又别开异境；就和最近输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触。要论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几句话。他说：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杂志》三卷三号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原来中国学术，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此时期可称为创造时期。中国一切学术，都从上古时代逐渐发生，至春秋战国而极盛。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二）两汉时期。此时期可称谓经学时期。因此时期之人，对于学问，无所发明创造；只是对于前一期的学问，抱残守阙；而所抱所守的，又只得儒家一家。此时期中又可分为两时期：前汉的今文学，是真正抱残守阙，守古人的遗绪的；后汉的古文学，则不免自出心意，穿凿附会；但其尊信儒家则同。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六节。
（三）魏晋时期。东汉时代的学问，不免流于琐碎，又不免搀入妖妄不经之说，渐为人心所厌弃。由是思想一转，变而专研究古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变成哲学，存于儒家道家书中，而魏晋以后的神仙家，亦窃取其说以自文的。合观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及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中国古代的哲学，虽然高尚，究竟残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则本来偏于宗教和哲学方面。这时代，佛教以整然的组织，成一种有条理系统的哲学而输入，自然受人欢迎。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
（五）宋元明时期。这一派的学术，可谓对于佛学的反动力，因为佛学太偏于出世之故。但其学问，实在带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八节。
（六）晚明有清时期。这时期可称为“汉学”时期，便是现在所要论的。
原来中国人的学问，有一个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谓空，不是抱褊狭底现实主义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对象，在于纸上，而不在于空间（譬如汉朝人的讲经学，就不是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儒家的经为对象）。这是由于尊古太甚，以为“宇宙间的真理，古人业已阐发无余；我们只要懂得古人的话，就可懂得宇宙间的真理”的缘故。
这种毛病，是从第二期以后，学术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学术是要拿来应付事物的。这种学术，拿来应付事物，总不免要觉其穷。于是后一期的学术，起而革前一期的学术的命。第五期的学术，是嫌第四期的学术，太落空了，不能解决一切实际的问题而起的。然而其实第五期的学术，带有第四期的学术的色彩很多；而且仍旧犯了“以古人之书为研究的对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应付一切实际的问题。到后来，仍旧变为空谈无用。明朝时候，王学出，而其落空也更甚。这种学术的弊坏，达于极点，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汉学，乘之而起。汉学虽亦不免以古人的书为对象；但（一）其所“持为对象的古人的书”，是很古的，很难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种种实事求是的考据手段。因为用了这种手段，而宇宙间的真理，也有因此而发明的。考据古书，本事因为信古书而起。然其结果，往往因此而发见古书都不可信。（二）其所持为对象的，是第一期人的书。传注虽是汉人的书，实际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遗说。“以古人之书为对象，而不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还是以事物为对象。看他的书，好比看初次的摄影一样，究竟去事物还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间事物”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贯的。这是经过汉学时代之后，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
这一期学术之中，又可分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适当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其最著的，如万斯大、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献廷的书不传。又他所研究的学问（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刘继庄传》），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相去的太远了。颜元是专讲实行的，凡是书本上的工夫，他一概不认为学。主张研究兵农，身习六艺。这一派学问，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甚适于发达。因为专制的时代，不容人民出来做事。中国社会是静的，也不欢迎出来做事的人。所以到后来，专讲做实事的颜元一派消灭了，讲一种特别的学问的刘献廷一派也不传。因为当时的思想，带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之故，见第四章第一节。于后世的事情，无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并其力于考古之一途。于是史学等也不甚发达，而清朝人的学问，遂集中于经。继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攻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阎若璩，著《易图明辨》，以攻宋以后盛行的河洛图书的胡渭等。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八节。这一派人的学问，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说，求其可信者而从之”，不一定薄宋而爱汉，可称为“汉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