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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抱病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所有该服的药物都服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第71章 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3）（）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徵的犯颜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乃至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也无疑会更加璀璨。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李世民的成功，固然与魏徵和长孙皇后等人的规谏和辅佐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强调，那就是——假如李世民本身根本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那身边不管有多少个魏徵和长孙氏，无论他们怎么“斧凿”和“敲打”，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发光”，所谓的千古一帝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李世民自己。
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君犹器，人犹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李世民的见解可谓精辟！
如果一个皇帝不具有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帮他也是白搭。说难听点，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给一只鸡插再多羽毛也变不出一只凤凰。
由此可见，李世民最后之所以能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和盛名，除了外界的助力之外，更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自制力。
一种能战胜自身人性弱点的高度的自制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许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通常挡不住美女的诱惑。他们纵然可以征服天下，可往往会在某个美女的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那么，作为一世英雄的李世民，在面对美人的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贞观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宫中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王珪，当时旁边就有一位绝色美女在侍宴陪酒。她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伏诛后，这个美女就被“籍没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
酒酣耳热时，李世民指着这个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不是东西，当初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就杀了她丈夫并把她纳为小妾，如此暴虐无道的小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
王珪听完后一言不发，忽然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陛下认为李瑗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愕然说：“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你还问对不对？”
王珪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国郭国。几年后齐桓公经过此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何灭亡？”父老说：“因为国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大惑不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亡国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所以灭亡。”
故事讲完，王珪就进入了正题：“而今，这位美女仍然在陛下左右，臣还以为陛下认同李瑗杀夫夺妻的做法；如果陛下认为他的做法是错的，却仍旧留着这位美女，那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
李世民闻言，顿时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就把这位美女送回了家乡。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很少见到喜好道德如喜好美色那样的人啊！可孔子他老人家假如碰上李世民，肯定会把他算上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并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的好色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当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时，李世民却能舍色而取德，这就足以表明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制力。
如果说放归一个叛臣的姬妾还算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下面这则故事中，李世民的做法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物色了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妙龄少女，准备将其纳入后宫为“充华”。这个美女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不但姿色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和朝中大臣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立即下诏书，确定了成婚的日子。可就在宫中使节正准备前往郑家迎娶新人时，魏徵却忽然站出来，把这桩美事搅黄了。
因为魏徵得知这个郑家女儿早已许配给了士人陆爽，当即上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贞观政要卷二）
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连忙下诏“深自克责”，并且罢停了迎婚策使，命人赶紧将郑氏送还旧夫。可是，当时朝中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帮宰执大臣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郑氏许配给陆爽的事情，只是传闻，并不能确定，朝廷大礼既行，绝不可中止。”
与此同时，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这回更有理由了，于是力劝皇帝早日完婚。
然而，李世民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他问魏徵：“群臣大概是为了讨好朕，可陆爽本人为何也这么说呢？”
魏徵回答：“臣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
李世民诧异地问：“这怎么说？”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时，曾经把辛处俭的女人纳入后宫，颇为宠幸。辛处俭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很不高兴，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万年县的属吏。辛处俭为此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而今陆爽也一样，他以为陛下就算今天能容他，日后也必定会暗中谴谪，所以一再自我表白，实在不足为怪。”
李世民听完，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贞观政要卷二）
在中国古代，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男人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说，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是皇帝必然有的特权。无论皇帝要娶普天之下的哪一个女人，也绝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并且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太宗迎娶郑氏这件事情，就更是无可厚非了。首先，诏书已经下达，宫中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皇帝大婚绝非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朝中所有宰执大臣全都极力赞成，李世民要想顺水推舟把美女娶进宫很容易；最后，连陆爽本人都表态说没有婚约这回事了，李世民当然更没有理由取消这个婚礼。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皇帝这种深明大义的做法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
李世民之所以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魏徵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内在的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