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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此言可谓确论。
所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做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承袭先人官爵。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进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做“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
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
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代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第64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3）（）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
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
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覆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做出了详细解释和严格规定：凡是“不待覆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二千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覆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三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三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一年徒刑。
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
贞观五年，李世民在做出“五覆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