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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四年正月下旬，德宗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命他率部出征，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下旬，哥舒曜克复汝州。三月，李希烈命亲信大将周曾率三万人进攻哥舒曜。
李希烈没有想到，这个周曾早已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策反。周曾率军行至中途，随即与另外几个当初被一同策反的将领密谋，准备倒戈攻击李希烈，然后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可是，周曾等人的密谋旋即被李希烈获悉，李希烈立刻派人斩杀了周曾等人。
建中四年四月，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虽然遏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东都洛阳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与叛乱诸镇形成了对峙态势，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等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么多军队参战，其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李适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酒肉钱”。这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的军饷和补贴。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即将把整个帝国吞噬。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无论哪朝哪代，国家的财政亏空最终总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
所谓“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是一片怨声载道。
当然，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见。
除非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否则统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是李希烈与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够让他头疼了。
这一年八月初，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
为抓住战机，李勉还没等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仅数十里处时，德宗派遣的宦官就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在半路突遭淮宁李克诚部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
官军援兵既破，李希烈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各道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
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中，有一支部队来自泾原（治所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此刻的德宗李适当然不会知道，这支部队即将给长安带来一场浩劫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的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的士兵。还没等他开口制止，就有人朝他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鬃突入乱兵之中，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犯下大错了！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种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约束力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向长安冲去。
德宗听说姚令言已经无力制止，慌忙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没想到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哗变的士兵乱箭射死了。德宗再派宦官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来不及开口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砍成了肉酱。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遗憾的是，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此时乱兵已冲入城中，一个个眼冒绿光，唯一的目标就是宫中的府库，根本没把这区区二十车财宝放在眼里。
长安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吓坏了，纷纷惊惶奔走，四散逃命。乱兵们大喊：“你们不用怕，我们不会抢你们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缴纳间架税和陌钱税！”
百姓们一听这口号，心头的恐惧顿时减轻了大半。
非但如此，老百姓心里甚至生出了一丝庆幸。假如这伙乱兵真的把这句口号付诸行动，那他们就不叫乱兵了，简直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兵”啊！
稍后，德宗又派了皇子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安抚，但此时乱兵已经冲到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此次兵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则聚集在周围看热闹。
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
第269章 诸藩自立为王（4）（）
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所以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