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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有自负之色”。（资治通鉴卷二九）
而眼下，不管是窦怀贞还是李邕，都赫然发现自己头上的“国戚”帽子已经变成了“逆党”的标志。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大义灭亲，不约而同地抛出了妻子的脑袋，以此表明自己弃暗投明的决心。虽然他们因此逃过一死，但是几天后就被逐出了朝廷。窦怀贞贬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司马，李邕贬为沁州（今山西沁源县）刺史。
所有后党成员中，唯一一个表现出气节的人，也许就是时年八十的宰相韦巨源了。当政变的消息传来时，家人劝他赶紧逃亡，韦巨源却说：“我身为朝廷大臣，国家有难岂能逃避？”随后神色自若地走出府邸，在街上被士兵们乱刀砍杀。稍后，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人也相继被诛，首级悬在闹市示众。
当天，兵部侍郎崔日用又率兵血洗了聚居在长安城南的韦氏宗族，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当时城南有两个世家大族，一是韦氏，一是杜氏，两大豪族比邻而居，时称“城南韦杜，距天尺五”，意谓其尊贵无匹。但是这一天，不仅韦氏全族从“距天尺五”的地方一下堕进了恐怖的地狱，甚至连杜家也跟着一块遭了殃。因为士兵们都杀红了眼，根本顾不上去看“门牌号”，只要是豪宅大院就往里冲，只要是人就拼命砍，哪管你姓韦还是姓杜。
可怜杜氏一族的男女老少，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成了刀下之鬼，生时与韦家为邻，死了也要与韦家作伴。
一夜之间，曾经飞扬跋扈的韦后一党就彻底覆灭了。
杀光了所有该杀的人，朝廷才颁下一道诏书，大赦天下，宣称“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资治通鉴卷二九）
实际上屠杀行动进行到这一步，韦后也没剩下多少“支党”了。
是日，相王李旦论功行赏，以少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晋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升任宫廷御马总管兼万骑卫士营总管；晋封薛崇简为立节王；擢任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二人皆加“参知机务”之衔（这个头衔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一样，皆有参与决策之权，均可视为宰相，但地位较前二者为低，所以大致可理解为“三级宰相”）；葛福顺、麻嗣宗、李守德等人，也各因其功劳大小，分别晋升为将军或中郎将。
经过这血腥一夜，李隆基就像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在帝国的政坛上冉冉升起。
尽管许多大唐百姓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叫李隆基的人，但是通过这场流血政变，人们已经彻底领教了这个年轻人的厉害，也见识了他的巨大能量。
只不过，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能量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
一旦横空出世，他就绝不仅仅是一颗星星，而是将变成一颗太阳。
一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是皇冠，还是枷锁？
政变后的第三天，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全部进入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高层。平王李隆基擢升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子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次子衡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四子巴陵王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五子彭城王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
同日，刚刚升任中书侍郎兼“三级宰相”的钟绍京也正式加封“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的另一个儿子薛崇训也升任右千牛卫将军。
由于朝廷的整个局势已经牢牢掌控在相王父子手中，所以，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相王父子决定放过几个侥幸未死的后党成员，只对他们作贬谪外放的处理。如驸马都尉杨慎交、中书令萧至忠、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崔湜等人，均被贬为地方刺史。
让李隆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失踪多日的王毛仲居然又回来了。
他在外头躲了好几天，看见临淄王已经大获全胜，再也没有任何危险了，才带着一脸的尴尬和歉意回到了王府。
像这种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家伙，李隆基完全有理由把他一脚踢飞。可李隆基没有这么做。他原谅了王毛仲，并且同样给予他功臣待遇，封了他一个龙武将军的官衔。
李隆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往不咎，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宽宏之心，也不仅仅是念及多年的主仆情谊，而是因为现在还是用人之时，与其拿他问罪，不如让他常怀愧悔之心，以备日后将功补过。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隆基这么做是对的。几年后，当他和太平公主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展开又一轮生死博弈时，王毛仲果然冲锋在前，真正做到戴罪立功了。
李隆基的这种驭人手段，就叫使功不如使过。
铲除韦后集团，夺取朝政大权之后，李隆基发动的这场政变可以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政变的最终目标却还没有达成。
最终目标是什么？
拥立相王。
可现在，少帝李重茂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金銮殿上，要如何名正言顺地让他下台呢？尽管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李重茂只是个傀儡，可他毕竟是中宗李显的儿子，是按照合法程序登基的皇帝。所以，要让他下台，就不能随便采用暴力，而要采取“禅让”的方式，让他“自愿”把皇位让给相王。
为此，太平公主上场了。
如今，没有谁比她更适合来做少帝的思想工作了。
事情并不复杂，几句话谈下来，李重茂就知道自己除了主动让位，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于是乖乖地按照太平公主的意思，签署了一份自愿禅让的诏书。
然而，当太平公主兴冲冲地把诏书拿给相王时，一个麻烦的问题来了——相王不干。
资治通鉴称：“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所谓“固辞”，也就是坚决推辞，怎么劝都没用。
这回倒好，一大帮人提着脑袋换来的胜利果实，无数人虎视眈眈的皇帝之位，相王李旦居然死活不要。
作为政变骨干的刘幽求第一个坐不住了。他立刻去找李隆基，忧心忡忡地说：“相王曾为天子，众望所归。而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能拘于小节，不早日登基以安天下？”
其实对于李隆基来说，相王不肯当皇帝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初中宗李显还是庐陵王的时候，就是因为相王坚决辞让“皇嗣”之位，李显才得以第二次当上储君，并在神龙政变后顺利复位。所以，李隆基知道，父亲此次“固辞”，同样是出于真心，而并非故作姿态。
既然是出于真心，那问题就很麻烦了。因此面对刘幽求迫切的质问，李隆基也只能十分无奈地回答：“王爷禀性淡泊，素来不以天下事挂怀，纵然天下曾经是他的，他还要让给别人，何况现在的皇帝是他的亲侄子，他岂肯将其取而代之！”
刘幽求说：“众心不可违，虽然王爷喜欢独善其身，但总不能把社稷置于不顾吧？”
其实，这句话也是李隆基想说的。
其实李隆基心里比刘幽求更着急，比任何人都更着急。
说白了，李隆基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父亲当皇帝。若非如此，他何必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搞这么一场血流成河的政变？
李隆基之所以发动政变，表面原因固然是为了社稷的安定和李唐皇族的安全，而内在的原因，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早就怀揣着一个君临天下的梦想。
自从懂事的时候起，李隆基就拥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果敢和自信。冥冥之中，他总觉得自己是有使命的人，是必将缔造一番伟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隆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曾祖父李世民的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了隐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潜能，所以总是会尽一切努力去实现它。而在中国古代，一个男人所能实现的最高的人生目标，当然就是登基御极，君临天下了。
如果说在青少年时代，李隆基的人生目标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建功立业的模糊冲动的话，那么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尤其是在担任潞州别驾的那几年里，“君临天下”的梦想便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为李隆基心中最强烈的生命愿景了。
在客观上帮助他确立这种愿景的，据说是许多不可思议的祥瑞。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当时预示他日后将成为天子的“符瑞”，前后居然多达“一十九事”。比如他刚刚到潞州上任，就有百姓看见“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有一次出猎，又有人看见李隆基头上有“紫云”环绕。再比如景龙四年，中宗准备在南郊祭天，命所有宗室子弟必须回京参加。李隆基临行前，让术士用蓍（shi）草占卜，以此卜算前程，结果竟然是“蓍一茎，孑然独立”。那个术士大吃一惊，说：“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后来，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立宅于隆庆坊，结果又出现了那则众所周知的“隆庆池帝王气”的传言。除此之外，还有术士暗中告诉李隆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隆”字，所居之坊又有一个“隆”字，韦后临朝后又把年号改为“唐隆”，而“隆”与“龙”可通假，这么多的暗合之处，足以说明——李隆基就是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
如此种种，无不让李隆基充满了一种天命在我的绝对自信，而这样的自信无疑又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他发动政变的决心。（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
如今，政变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面成功，李隆基当然就更有理由憧憬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天子之梦了。
李隆基相信，只要父亲李旦登基，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储君。虽然他不是嫡长子，但是在他看来，就凭这场政变所取得的“安定社稷”和“拥立相王”之功，天下人就没有理由不拥戴他，大哥李成器更没有什么资格跟他竞争太子之位。
说白了，谁打下的江山，当然就要由谁来坐。
所以，眼下李隆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父亲当皇帝。
当天夜里，李隆基就找到了大哥李成器，然后和他一起来到相王府，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接受禅让，登基为帝。（资治通鉴卷二九：“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
看着两个儿子万分诚恳的表情，听着他们一遍遍近乎乞求的劝说，相王李旦在心里不停地发出一声声长叹。
为什么天底下无数人拼了性命要夺取的东西，却偏偏是自己不想要的呢？
为什么被自己视同枷锁，视同藩篱，视同禁锢的这顶天子冠冕，却要一次次地被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呢？
当初母亲武曌把他强行推上皇帝之位，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一只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表面上让他成为帝国最尊贵的男人，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世界上最高级的“囚徒”。
而现在，虽然再也没有母亲的铁腕来操控他的生命，但是儿子们现在要求他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胁迫”呢？
李旦一生崇尚淡泊宁静，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可事实上他的一生丝毫也不宁静自然，而是时刻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载沉载浮，身不由己。原以为母亲武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