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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百度介绍，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精通汉语，当然也精通梵语，双语人才什么时候都吃香。鸠摩罗什是最早的译经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中国人对形而下的东西最擅体会，什么洋车洋酒等一用就能尽知其中三昧，而对于形而上的诸如教义或者主义之类东西，包括民主宪政之类的好东西，往往要打量许久，争议半天，而且再过若干年以后，又要翻烧饼式地折腾一遍，美其名曰“拨『乱』反正”、“重新认识”。
外来的主义要靠翻译家解释，若干年后，不适合当权者的口味了，那就要“解放思想”再取真经。《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取真经的故事，敢情以前中土的和尚们念的经都是假经，所以要派唐三藏去取一套原产地在天竺（像达芬奇家具那样从深圳出口再转上海报关进口的不算）、经过佛祖如来亲自质检认证的、再经过唐僧亲自主持翻译的经书，这才叫真经。大家都熟悉星爷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有一个小玄机，就是把所谓“真经”改成了“西经”，里面那位啰里啰唆的唐僧口口声声要取的不是“真经”而是“西经”了，刚开始以为这是无厘头的一部分，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一字改得很妙，也很体现香港文化。“西经”是中『性』的，是市民化的，也是中产阶级的；“真经”则不同，有一种绝对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霸气，谁敢反对我就把谁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理或真经拿出来一祭，其他人都闭上鸟嘴，这种霸气，皇上喜欢，独裁者喜欢，自以为正义在手的民粹分子也喜欢。
由此看来，真理往往是为塞民之口的超级武器，这样的真理，最好和《指环王》里的魔戒一样，把它丢进厄运火山口销毁掉。
『毛』泽东晚年感慨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套用『毛』泽东的逻辑，中国历代真懂佛教或佛经的恐怕也不多。代有强大的译经家出没，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古代，梵语可能是一种隔膜，难懂的文言文（特别是佛经译文）也可能是一种隔膜，这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佛教的真理。据说，敦煌藏有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变文。用白话传播佛经中的故事，这个对真理的传播很给力。
对于佛教而言，后世僧侣们老有“取真经”的冲动，大概的原因是佛教的教义源流太多，太过庞杂，相较而言中央编译局真是幸运，只要翻译四位革命导师的著作就行了。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辩经”的仪式或活动，鼓励喇嘛们辩论和争论（邓大人提倡“不争论”是多么英明神武），看来在藏传佛教那里，佛教首先是佛学，还有讨论的余地。
中国人的思维是本于一的，百家要归于一家，一家之内（比如佛教），如果来源纷杂，内部派系林立，也要想办法钦定一部真经，围绕一个核心，紧跟一条路线，团结在一个真懂真经的领袖周围。但是因为本于一，所以中国也就没有一；因为要皈依权力这个一，所以没有宗教的一，也没有学术的一。
中国代有国师，鸠摩罗什也是国师。国之师，有国才有师，国是皮，师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部真经，“真懂”了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国师也就赫然而出焉，“真经”也就煌然而出焉，真理的光辉就会照耀着我们继续向前。
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解钮，社会失范，意识形态也表现为独尊儒术的式微，是社会混『乱』激发百家争鸣，还是学术自由导致社会混『乱』，在学理上的辩白往往很苍白。独尊儒术的时候对应着的是社会稳定时期，学术争鸣包括其他宗教兴盛对应的是混『乱』时期，所以要稳定就要闭嘴，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已经深深嵌入国人的心智当中，当然cctv在这方面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每每都会导入这个逻辑。
鸠摩罗什先后和先秦的苻坚、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等诸位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且先后被吕光和姚兴强迫破戒娶妻。姚兴的强迫出于好意，他主要是想把鸠摩罗什的优秀基因传续下来；吕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心，你丫既然把戒律讲得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爷就让你亲自侵犯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权力对于宗教的凌辱大概莫过于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和尚遇见兵，私生活说不清。由此想到那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著名演唱家的地方官，如果他当了皇上，也会强令和尚娶亲的，粗鄙才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内核。
“事佛者十室而九”，恐怕不是鸠摩罗什这位国师的功劳，星爷的另一部电影说，丐帮兴盛不是丐帮帮主的能耐，是皇上的能耐。同理，事佛者众，不是国师的本事，是皇帝们的本事。从积极的层面讲，佛教在这个时候兴盛，和佛教繁复的教义无关，只和一个主张有关，那就是止杀，就是劝拿刀的人不要妄开杀戒，珍惜生命。
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积累的常识，和常识一样简单易懂，把常识弄成“真懂的不多”，多半是出于别有用心。宗教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小区门口负责任的保安关心的一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第79章 唱红歌是谁的喜好？（）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刘裕把桓玄打得带上皇帝跑了，离开建康跑到上游的江陵，刘裕追着打败了桓玄，又把皇帝给抢回来了。皇上要坐天下，不能没有玉玺，大臣要号令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当然是傀儡牌的。
尚书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东晋一朝政局反复，株连较少，算是一个亮点——侧身新的团队，不能不有所贡献。殷仲文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他敏锐地发现了“朝廷音乐未备”这个严重的问题。
刘裕对殷仲文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发展是中心任务，这个已经让大家忙得无暇他顾，唱红歌这事儿先不急吧，何况我是个乐盲啊！”
殷仲文坚持说：“音乐这事儿，只要你喜欢，自然就懂了。”
刘裕笑了：“正因为我知道一接触就会喜欢，所以我故意不接触这个东东。”
荒『淫』的皇帝之所以荒『淫』，主要的症状就是喜欢歌舞音乐，纯喝酒纯泡妞不是显得没文化了嘛，所以一定要歌舞升平。在公开的明规则里，明君贤臣都反对宫廷娱乐，起码反对过度娱乐。刘裕不论以贤臣自况，还是以君主自况，都乐见“朝廷音乐未备”的状况继续下去，其实这里的“朝廷音乐”应该是属于“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和娱乐的界限很容易打通，刘裕防微杜渐，不惜扩大封杀的范围，以防止精神污染。
最近在《南方周末》看到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章，主要讲市场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宗教伦理对人心的改善。他引用了一副楹联，是在山西榆次一个古县衙门口发现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是原心（根据人的心理动机判断人），还是原迹（依据人的行为来评价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善以心论，恶以行断”，应该说颇合人情世故。
绕这么一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刘裕既然以为音乐是恶的东西，所以就干脆一点也不沾，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不管喝酒泡妞，还是铺张浪费，都很容易为自己找到理由，这类事情有的出于自知，有的出于无知，自知则在事前找理由，无知则在事后找借口。史书称商纣王“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包括后来的隋炀帝也是这样，凡是“英明领袖”莫不熟谙这一套。
从这件事看，第一，刘裕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一个对人『性』有了解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一接触就会喜欢，一喜欢就会陷溺其中不能自拔，很多家长对网络游戏就是持这种态度，当然对毒品就更加坚持这种态度。第二，从当时的政治风气看，刘裕这样做是对魏晋浮夸糜烂文化的一种抵制，政治风气上的回归质朴和天下大治往往有对应的关系，中国只要一盛世，只要歌舞升平，接下来就是糜烂和动『荡』，皇帝专制制度宜贫不宜富。
说到朝廷音乐，不妨对唱红歌说道说道。建党伟业九十载，红歌铺天盖地来，这一轮红歌『潮』，众所周知是发端于重庆。对于重庆唱红打黑，官方媒体、坊间网络，都有大量的评论，重庆的红与黑一时间让中国左中右诸多『色』相全部呈现。
就扫黑而言，如果仅在治安层面，当然是好事，仅从锐圆在重庆接触的朋友和的士司机评价，薄熙来提出的“五个重庆”，“平安重庆”落实得最好，当然以后会不会反弹，维护治安的成本是不是高了，这都是问题。一个城市到底应该在治安方面花多少钱，这应该是市人大的事情，没有具体数据谁都不好妄言。有人对“扫黑”担心的是，这种运作思维模式会不会越界，一是形式上的“运动化”，二是被扫者的辩护权利有没有保障。前段时间达芬奇家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注意到杭州工商局以“消防不合格”勒令杭州的达芬奇停业，上头点名（中央权威媒体的报道）了，一顶“黑”或“假”的大帽子扣在头上，人民群众再来个“欢欣鼓舞”，执行层面就可以大扫『荡』了，声东击西，罗列罪名，领导定罪或舆论定罪遂告完成。“消防不合格”当然可以令其停业，问题是“不合格”长期开业的有没有人管？这种运动化的治理推到极致就是警察治国，红卫兵治国。
至于唱红，应时应景地莺歌燕舞一下也没什么，我们六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也不能独美，唱红可以有组织地唱，组织有权力组织大家唱，也可以自发地唱。新中国六十年来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红的居多，近三十年来虽然也有不那么红的，但也基本上偏红，对于学生和社区的中老年人来讲，没有什么其他『色』儿的歌可以选择，所以自发也必然会唱到红歌。
重庆唱红是“讲读传唱”的一部分，完整的组合是“讲故事，读经典，传箴言，唱红歌”，只是“讲读传”相对不具备形式感，遂让唱红歌成为重庆的行为标志。讲读传唱的内容不全是红『色』（革命）的，里面还包括大量正面的（比如爱迪生孵鸡蛋之类）、传统的东西。正常的理解，这是一种文化建设；再过度理解一点，是一种意识形态重构；如果再“深刻理解”一下，我们不妨当成“十八大”之前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拉票活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