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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和王导一样,谋取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和平共处,但是和平的前提条件是权力均衡,其中最关键的是军权的均衡。王敦、苏峻、桓温之所以强势,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军队。东晋时代,皇帝和士族、中央和地方、上游和下游、南人与北人……可谓矛盾万千重,在矛盾多样化政治局面下,就会产生王导和谢安这样八面玲珑的政治家。王导主政,有王敦率领的王家军作为后盾;同样,谢安要想做好丞相,也必须有谢家军以为奥援。
桓温死后,桓冲让出了长江下游的驻防权,谢安于是安排自己的侄子谢玄另行组建军队,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北府兵”。
谢玄时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出镇广陵。当时广陵和京口聚居着大量逃避北方战『乱』而来的流民,这些流民中,相信不少人和《『射』雕英雄传》里的郭啸天(郭靖之父)、杨铁心(杨康之父)一样,有家国情怀,有思想觉悟但生计匮乏,侨迁至南方后,自然会抱团取暖。他们有组织,也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流民帅”,谢玄到任后,整合了流民帅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等人的力量,以刘牢之为参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因为当时京口又名北府,谢玄镇京口,故而其军得名北府兵。
北府兵后来有效抵御了北方苻秦的侵略,在淝水大战中表现卓越,对危局中的东晋政权起到极大的巩固作用。此后,东晋政局的演变和北府兵的流变息息相关。这一点和晚清一样,后来清王朝的命运和湘军(以及其衍生的淮军、北洋军)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国家在内忧外患之中,王朝在衰落过程中,就会有新兴的军事力量跃上政治舞台,他们既是这个王朝的强心剂,也不可避免地会充当这个王朝的掘墓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其历史实践来说,揭竿而起上井冈成功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体制内的军人黄袍加身。
军队是专制政权的终极力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包括甚至必先是军队的国家化,任何私有化的军队存在,都是民主宪政的毒『药』。在2011年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军人左袒右袒关系甚大。
桓冲驻守长江上游,让出下游防地给谢安谢玄,这样谢氏和桓氏形成了新的共同局面,老牌的士族王氏相对边缘化,后来新晋的郗氏(郗鉴、郗愔、郗超祖孙)则因为郗超早死也就没落了。郗超结党于桓温,又不失时机地向司马氏示忠、向谢氏示好,刀切豆腐两面光,属于亦正亦邪的人物。不过那个时代朝廷的气氛确实是亦正亦邪。
谢安、谢玄叔侄一个主导内政,一个手拥兵权,又恢复了王导、王敦时期的模式,回观桓温始终在朝中没有自己的兄弟把持,缺少一个有能力的内应,这也是桓温最终不能得志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59章 淝水大战之议南征()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
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肜曰:“……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先复习一下苻坚同志的年谱:
苻坚生于公元338年,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即位称帝;
十二年后(公元369年)灭掉前燕,此时苻坚刚过三十岁;
公元375年,亲密战友王猛去世,告诫他不要伐晋;
公元376年,苻坚灭前凉、代,北方渐次统一;
公元383年,发动对东晋的全面战争并全面失败;
公元385年八月,被后秦君主姚苌所杀,终年四十七岁。
在淝水大战前一年,苻坚把南下进攻东晋提到了议事日程。
从汉末分裂(以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为始)到隋再一统(公元581年),有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年代。我们不妨视之为一个更宽泛的南北朝时期,其间南北之间的摩擦和战争数不胜数,而以吞并对方为战略目标的大战也就有五六次。在苻坚之前,我们熟悉的有赤壁大战(公元208年)和晋灭吴之战(公元280年),可资苻坚借鉴的成功经验莫过于灭吴之战了。
对比曹『操』的失败和司马炎的成功,统一南方的前提条件是:一、北方统一有日,并积蓄了发动战争的资源;二、控制了上游地区(川蜀);三、南方政权腐败,军备松懈。
攘外必先安内,侵外更得先安内。对于苻坚来说,内部的巩固是一个大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都知道苻坚这方面的功课准备得不够好,但是在他看来,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
首先,苻坚坚定地相信孔圣人倡导、历代儒生加料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仁。所以对内外敌人采取了超级宽大的仁义政策,不论是战败的异族,还是内部曾经背叛造反的部下,他都一概宽恕,并深加抚慰。秦豫州刺史北海公苻重,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苻法的儿子苻阳等先后谋反,苻坚都予以宽宥,苻坚的做法连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他批道:“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niu)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
必须指出,苻坚宽大的对象都是部落首领级的人物,苻坚显然希望通过大限度的妥协,达成氐族内部以及北方各少数族群的高层的团结。殊不知,儒家所谓“仁”,是对下层大众的一种姿态和安抚;在内部高层,正确的做法一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可能成为身边的赫鲁晓夫,就越要保持革命警惕,睡觉的时候也都要睁着眼睛。苻坚的政策导致“谋反无风险”,结果当然是:“『乱』何自而息哉!”在江左是士族共和的局面,在北方,苻坚也寻求一种部落首领共和的局面,华夷不约而同地采取同样的政治路线,这是不是一种所谓时代『潮』流?
苻坚面临的政治难题就是必须以少制多,依靠少数氐族人统治其他族,他把氐人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这样把本已是少数的族人分散到各地做金字塔的顶部,一是在政治上彰显了民族不平等,二是在军事上很难集中有生力量。
以少制多也是必须两手都要硬,蒙古人军事力量强大,统治多数汉人近百年;满族人先凭军事力量制伏汉人,然后借助汉族的文化意识形态,遂成中国历史上较长的朝代之一。苻坚面临的问题似乎比蒙古人、满人更复杂。苻坚没有蒙古铁骑和满洲八骑这样核心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由于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没有核心,依附的力量就容易脱离组织;苻坚也没有时间坚持长期汉化,或许他个人的打算是先统一全国以后,在消灭了江左这个强悍的文化中心以后,再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有东晋政权的存在,苻坚的文化统治力是无法建构起来的,对北方的汉人也无法进行组织整合。
北方胡族军事强文化弱,南方汉族文化强军事弱,对于北方胡族来说,快刀斩『乱』麻,尽快消灭有文化优越感的南方政权,是战略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也可能是苻坚力排众议执意南征的原因,在南征问题上苻坚是少数派。
脱离自己的干部和群众,有时是因为刚愎自用,有时是因为高瞻远瞩,革命领袖天马行空,革命群众紧跟不上,往往就是历史悲剧的原因。
苻坚和很多老板一样,在这样的重大事项上必须表现出民主作风,他对大家说“诸君各言其志”。但他内心却认为:“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醉翁之意不在酒,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其实根本不在意意见本身,而在于同志们的态度。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时,反对派的意见也占上风,赞同的也是极少数,以至于这方面的讨论都在“地下”进行。苻坚最在乎的是阳平公苻融的意见,因为苻融是南征主帅的最佳人选,不料苻融也是反对派,平吴时反对伐吴的贾充也是主帅,这是个有意思的前后呼应。
苻融认为:“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苻融还指出:“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
苻融的说法是王猛意见的重复,更像是后来历史学家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正确的意见需要代言人,史家选择苻融作为伐晋主帅又作为正确意见的代言人,可以让正确更正确。
苻融还说:“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王景略是时代强人王猛的字,苻融祭出苻坚最信任的王猛来说事,应该是最给力的劝谏了。王猛确实在弥留之际劝苻坚不要动南边的心思:“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后代有史家解读为王猛终究是汉人,对“亲爱的祖国”怀有眷眷之情,其实这也是对应后来历史情境的说法。王猛也好,苻融也罢,都是亲自『操』盘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后方的隐忧考虑得更多一些。领袖容易冲动,也应该冲动;管理层常常冷静,也应该冷静。
赞成苻坚南征的是鲜卑人慕容垂,这是苻坚“头脑发热”的反证。慕容垂建议苻融建混一之功,并劝苻坚“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慕容垂支持苻坚南征是不是阴谋?我看未必,我倒认为慕容垂当过老板,思维上容易和苻坚沟通,“定于一”以后再做削平反策的工作,这是大战略,也是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路线图。苻坚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失败了,原因可以再详细检讨,但不能把这个思路正确的内核推翻掉。
第60章 淝水大战之侵略的正当性()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
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苻坚的核心成员苻融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不行的,江东乃中华正统,是中国主权的唯一合法代表,所以我们这些蛮夷是不能侵犯他们的……总之,侵略也需要正当『性』和合法『性』。
执政需要正当『性』和合法『性』,在古代要求低一点,在现代要求高一点;在中国要求低一点,在其他地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