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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本来希望司马昱干干脆脆把皇帝的位子主动禅让给自己,这样自己可以省很多麻烦,至于效仿周公、诸葛亮,他是没有心思的。但即使如此,司马昱“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的遗诏也没有顺利发下去。侍中王坦之截获这份遗诏,直接和司马昱戗上了,司马昱说:“这个破差事,谁想干谁干,你急什么?”王坦之说:“天下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司马懿、司马睿同志开创的天下,你怎么能随便送给别人呢?”司马昱和桓温即使有密约,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好公然转移国有资产,于是顺水推舟,让王坦之改了诏书:“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王导)故事。”
经王坦之打过折的遗诏到桓温这里,老桓一定是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王坦之是太原王氏,弱冠即与郗超并称;当时还有一个王彪之,是琅邪王氏,包括谢安,他们暗中作梗破坏桓温的篡夺大业。
第56章 得道不得道()
太宗简文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瑶,骛之子也。
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不宜复污圣朝,愿陛下为燕戮之。”坚乃出评为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擒。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拿下燕国,秦王苻坚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以阳平公苻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王猛开始部署自己的人马,人才标准仍然是“皆关东士望”。王猛书生典兵,为了矫正当时氐族军队的军纪风气,有『操』切之处,也有妥协之处,没有自己强硬过界的地方,也就没有所谓妥协。王猛还是想用君臣之道、先王之法、朝廷纲纪之类的东西给这些骄兵悍将们上个笼头,不光是自己使用起来方便,也为整个秦帝国将来作考虑。
王猛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所谓民族融合工作。当时的中国北方,汉人、鲜卑人、氐人的人口比例是多少,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从总体上说,应该是汉人多,但是从“有效政治人口”来看,也就是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精英人口来看,汉人可能却是少数。氐人和后来的满族人一样,面临着以少治多的局面,在苻坚之前,没有这方面成功的榜样。
苻坚和王猛在主动寻找一种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保持军事的高压,一方面却要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妥协甚至是被同化。民族之间的斗争,不论是以少对多(如以『色』列以及中国历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还是以多对少(如俄罗斯对车臣),军事优势是一切的前提,民族的同化和被同化,双方或多方文化的认同,都是在军事压迫下进行的,这虽然看上去不美,却接近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在“游牧业vs农业”时代,少数游牧民族用军事优势和文化上的主动妥协,可以形成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证明;在“农业vs工业”时代,早期的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和政治文明也有殖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现当代,在很多地方,在军事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却反而有了一种“非对称”的优势。他们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对付貌似强大的对手,后工业时代的高度文明,包括物质与文化,甚至包括“军事文明”,在攻击之下体现出了很大的脆弱『性』。“9·11”、阿富汗以及车臣等一系列种族民族冲突,也就是享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向着对立而不是认同的方向发展。
也许要再过几个世纪,人类才能对眼下的对立和冲突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探险家、军人、传教士以及商人开创了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后来是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持续发展了全球化,国际组织、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也加入这个过程中。要建立超越种族、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在东西方都有实践,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思考有无远弗界的能力,而作为人或人群其行为都有局限,有历史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有经济的局限。
苻坚对鲜卑贵族采取了一体宽大的政策,包括祸国殃民的慕容评,当然祸的是燕国而不是秦国。慕容垂把慕容评比作商纣王手下的『奸』臣恶来,请求苻坚除掉他,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有超越一国一朝的共同价值,也就有共同的公敌。
苻坚没有甄别自己的敌人和天下公敌。对自己曾经的对手可以宽恕,对天下公敌不能宽恕,这是儒家处理敌我矛盾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天下公敌,不论把他当敌人来宽恕,还是当成对付其他敌人的同盟者,这都不是符合“道”的。
司马光认为,苻坚在崛起之后又迅速沉沦,“由不得其道故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甚至无助。
第57章 北方统一乎?()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库仁者,卫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与秦兵战于石子岭,库仁大败。什翼犍病,不能自将,乃帅诸部奔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什翼犍复渡漠南。闻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还云中。
公元4世纪70年代,是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公元373年,桓温死掉了;公元375年,王猛也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若干年。新的江湖是苻坚的,是谢安的,是慕容垂的。
桓温临死,希望朝廷给他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比如什么“加九锡”之类,他的政敌谢安、王彪之故意拖着,就是不满足他临终的心愿,这叫做多错多得罪人多,桓温这个官场异类在大家都看好他会造反的期待中,还是以晋臣的身份死去了。谢安、王彪之等当权后,并没有清洗桓氏家族,桓温的兄弟子侄做官的做官、带兵的带兵,政治上仍然受到信任。这不是一种制度安排,是谢安个人为政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搞“肃反”是晋朝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这倒和今天有点类似,和谐为上,稳定是尊。
其实在专制体制下,和谐和肃杀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王猛病重时,秦王苻坚亲自为之祈祷,见庙坛就磕头,山神河神财神都是俺的神,统统祭拜,王猛生前死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
一个朝代一个企业,草创时期和成熟、烂熟时期的氛围是不一样的。草创时期有生气,烂熟时期有腐气,有生气则不拘一格,有腐气则步步雷池,教条僵化,特愿意把精力放在典章礼仪方面,讲究个没完。
公元376年,苻坚灭了前凉张氏政权。前凉政权名义上历八主计六十年,如果从张轨出任刺史实际控制了凉州算起,应该历九主共计七十六年。在十六国中,前凉居然享国最久。
灭前凉以后,苻坚利用代国的内『乱』,对代国发动了战争。代国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是后来南北朝时期北朝之北魏(386—557)的前身,所以没有算在五胡十六国之列。
当时代国的君主是拓跋什翼犍,胡人不像汉人那么独裁独霸,拓跋什翼犍把代国分了一半给弟弟拓跋孤。拓跋孤死,儿子拓跋斤继之,但是拓跋斤“失职怨望”,群众关系不好。拓跋什翼犍遭到苻坚攻击,大败复大病,此时世子拓跋寔已死,拓跋寔的儿子拓跋珪尚幼,拓跋斤忽悠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比世子拓跋寔多了个“君”,这么命名会让我们后人读史很辛苦)杀了什翼犍的其他儿子,顺便弑了自己病中的老爹拓跋什翼犍。这种内部的绞杀一旦启动,杀人者就有了魔『性』,“扩大化”就绝对难免。
代国内『乱』,本已环侍的秦兵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干涉别国内政。苻坚把拓跋寔君和拓跋斤押到长安车裂之,拓跋珪跟着母亲跑到了舅舅贺讷那里。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此人别有传奇,以后再说他。
前秦帝国(氐族)对鲜卑之燕国和代国只能算是一种表层化的武力征服,连有效的军事占领都恐怕算不上。对农业文明实施有效的军事占领,就可以让其臣服,对于汉人来说,不要看人口众多,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他们经济上依附于小块土地即可,很难像游牧民那样因为生存、生产的需要而自然组织化,自私、胆怯、缺乏组织化就让汉人族群成为特别适合专制存在的肥沃土壤,“投资环境”这边独好!
被氐人武力征服的鲜卑人,不论慕容部(燕)还是拓跋部(代),内部都是绝对高度自治的,掺不了沙子,也挖不了墙脚。头领臣服你,但他的下属只忠心于本族的头领,这和汉人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汉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头领,不论是保甲制还是居委会,都很难让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和习惯。
苻坚把拓跋部分为两部,氐人只能利用拓跋部内部的矛盾实施表面的统一和治理。苻坚所统一的北方内部是松散的,钢筋是钢筋,沙石是沙石,没有凝固统一为真正的混凝土。后世评论苻坚,多诟病其对鲜卑人过于宽容,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面对汉文化成熟的南方,北方又汉人居多,苻坚战略思路肯定是“让胡人们先融合起来”。后来的蒙古人也是这个思路,把国人分为四等,让人数最多的汉人做下等人。建立坚强的核心没有错,有了核心再同化和被同化就能达成稳定的统治,再后来的满族人就是成功的案例。满人其实也是把国人分为若干等,在汉人之上的是蒙古人,他们和蒙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苻坚的大思路不能说有错,只是『操』作层面有问题,未待混凝土固化即让其承受压力,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结果自己先崩盘了。
第58章 北府兵兴起()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东晋时代是皇族与士族共和的时代,标准的说法是门阀政治,也就是皇权不能独大,有大士族在其间平衡之。这种格局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甚至更早到司马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