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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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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温在关中不能立足,退回襄阳,秦晋双方都庆祝胜利。

    朝廷派黄门钦使到襄阳慰问桓温,不管怎么说,毕竟长了朝廷的志气,灭了胡儿的威风。至于苻健,把桓温赶出关中,胜利也是实实在在的,于是也封官许爵,热闹了一番。美中不足的是,太子苻苌在拒守桓温时为流矢所中,后因箭伤而亡,谥曰“献哀”。苻健的儿子叫苻苌(cháng),姚弋仲的儿子、姚襄的弟弟叫姚苌,为什么都喜欢“苌”?

    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游击部队,只要处在“游”的状态,没有豪华的宫殿住,没有安逸的禁苑玩,腐败起来总是要慢一些,子弟也不至于骑不得马,上不了阵。胡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个好处,就是父子齐上阵,亲冒矢石,光这一条,就让司马氏永远望尘莫及。

    战争年代,代际更替要比平时快很多,苻洪把氏族领导权交给儿子苻健,“健勤于政事,数延公卿咨讲治道,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易以宽简节俭,崇儒礼士,由是秦人悦之”。苻健的太子苻苌死后,他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忒生猛的儿子苻生。

    苻生瞎了一只眼,他爷爷苻洪拿他的瞎眼开玩笑:“听说瞎子只流一行泪,是吗?”苻生拔出佩刀,把瞎眼刺破,鲜血流下来,苻生对爷爷说:“这儿还有一行。”

    就算苻洪见识过n多生猛的爷们儿,没见过气『性』这么生猛的,他把这个孙子绑起来鞭笞,苻生叫道:“拿刀槊招待,鞭子太洒洒水了。”

    北人粗鲁一些,南人精致一些,这是今天我们对南北『性』格的大致看法,但在十六国时代,『性』格『色』谱更趋极端,南人文弱得不能再文弱,北人暴力得不能更暴力。像苻生这样有强烈自虐心理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作“黑皮”,黑皮和人冲突,往往先是自戕自伤,表现出对痛苦乃至生命的漠视,同时也向对方提出挑战:我对自己都能下得了手,何况你乎?!

    日本有所谓忍者,据说是要经过一种“忍术”的专门培训才能养成。在中国土生土长或中国特『色』的忍者往往是原生态的,是在一种贫困粗犷的社会中生成的。从三刀六洞到烟头烫自个儿,包括冒着相当的人身风险去“碰瓷”勒索讹诈,大抵都是因为命贱。命贱且自知其贱,所以就有以小博大的勇气,拿身体器官甚至生命和别人对赌。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只要豁出命来,赢面就大了,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这种游戏就经常发生。一旦恫吓和讹诈成功,黑皮不光有物质的奖励,还有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

    黑皮是贫穷的衍生物,至于苻生这样的人格形成,可能还是要从当时少数民族整体的贫困化生存中寻找。黑皮多了,会有一种文化氛围,受其浸染,所谓上层人物也会认同最底层的价值观。

    自虐及虐人,只隔薄薄一层。

第45章 双重增效() 
孝宗穆皇帝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

    壬午,以大司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诸军事。甲申,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健谓太子生曰:“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

    臣光曰: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苻健临终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苻生,他对嗜血的儿子说:“不管是部落将领,还是朝廷大臣,如果不听话,就慢慢地把他们除掉。”这句惹恼了我们的老先生老朋友司马光,他好久不说话了,估计也是被匪夷所思的血腥噎得说不出话来。苻健父子说到了国家治理,司马先生这才喘过气来,点评一下。

    其实“臣光曰”讲的道理苻健未必不知未必不懂,司马光讲的是“战争的规律”,苻健讲的是“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道理而言,苻健讲的更切合当时的实际。另外,司马光是以大臣的身份向皇帝讲的,苻健是以老子的身份给儿子讲的;司马光讲的是王道,苻健讲的是霸道;司马光烹饪的是宫廷菜,苻健小炒的是私房菜。

    大家讲得都对,都切着真理的一面。

    当是时,不论魏晋,不管汉胡,内部的野心家层出不穷,恰如俗语讲的“如雨后春笋般”,苻健病重的时候,平昌王苻菁以为他死了,就率兵侵入东宫,准备干掉苻生取而代之。这些活生生的政治斗争的现实摆在眼前,占用了苻健的大脑内存,苻健给儿子苻生交代后事的时候,苻生『性』格如何已经不是问题了,雌伏四周的苻菁似的阶级敌人才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攘外必先安内,整肃内部永远是专制体制的第一功课,这门课修不好,其他全是白搭。所以苻健教育儿子,把注意力投向“不从汝命”的高层身上,然后“宜渐除之”——注意,不是骤然除之,而是渐除之,这里面包含了各个击破敌人,避免在一次斗争中扩大打击面的策略。

    司马光说:“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这句话绝大多数做过老板、领导的人都不会认同,知人知面不知心,市面上也没有检测忠诚度的ct机出售,不要说很多人长反骨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一开始就暴『露』出不忠的意思,形格势禁,这些人也得用,这叫疑人要用,边疑边用,关键是手里要确保握有一张王牌,随时拿出来就能让野心家out。石勒用石虎就是这样,石勒焉能不知石虎的野心,只是过于托大,以为这只虎是上了锁链笼头的,他以为石虎是有道德底线的,把最后的控制把手安装在被控制的对象身上,肯定是不可控制。

    良心不可靠,恩义不足恃,碗米是恩,斗米是仇,越是得到最大好处的人越不满足,赫鲁晓夫一定肯定以及必定是睡在自己身边的。

    反过来,对自己的权威不自信,对失去权力的担心很强大,政治上的滥杀滥伤势在不免,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推导成颠覆罪。苻生继位后,杀了很多大臣,滥杀大臣是皇帝强烈的戒备心理决定的,杀的方式格外血腥残忍是他黑皮『性』格决定的,所以在苻生手下称臣,被杀时有“双重增效”。

    苻生上朝的时候,“弯刀『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可以害人之具备置左右,即位未几,后妃、公卿已下至于仆隶,凡杀五百余人,截胫、拉胁、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

    苻生把人『性』之恶和权力之恶进行了叠加或混合,给后人作了准确的展示。

    群臣以为苻生即位当年就更改年号,于制不合,苻生查出最先动议的是右仆『射』段纯,有罪推论一放大,杀!

    苻生大开宴席,让尚书令辛牢做监酒官,苻生看到在座还有人不饮不醉,于是把辛牢挂起来当活靶,引弓『射』杀。

    “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驴马,活焖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

    “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

    “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

    苻生最后被杀在大醉之后,“临死犹饮酒数斗,昏醉无所知”。苻生算是被清算了,但是苻生模式仍然还在,人『性』之恶和权力之恶仍有“聚核”反应的机会和可能。

第46章 昏然而睡() 
孝宗穆皇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

    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章十余上,不许。拜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

    公元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

    在北方,鲜卑慕容氏和鲜卑段氏开打,在关中的氐族苻氏,权力交替,又遇上黑皮苻生做皇帝,内『乱』酝酿中,也消除了桓温的侧顾之忧。桓温此次北伐的主要对手是羌族姚襄。

    姚襄在中原颇结人心,“虽战屡败,民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中原战『乱』五十多年了,两三代人了,老百姓已经不知道谁是正统了。

    此战桓温胜,姚襄败,姚襄西奔,和苻氐冲突,结果败亡,弟弟姚苌率余部投降氐人。五胡之中,羌族为弱,整个十六国时代具体到每个时间段,中国基本上还都是三国鼎立状态,呈三大分裂板块,南朝一块,北方分为东西两块,最初是晋、汉、成,后来是晋、赵、燕,此时是晋、燕、秦,姚氏集团只能作为棋子和筹码影响局势,直到姚苌后来建立后秦,才算是独占一方。

    桓温此次北伐的战略目标是收复洛阳,桓温自称是“开复中原,展敬山陵”。从字面意义上讲,“开复”比“恢复”、“收复”都添加了“开创『性』”的意义,中国政治是讲究抠字眼的,桓温自我期许甚高,志向远大,在江左一片因循守旧的气氛里,桓温能锐意进取,用“恢复”形容之确实有些低估了桓温的价值。

    在进军的路上,桓温与僚属登楼遥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就是王衍同志,是士族清谈派代表。

    秘书袁宏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袁宏列《晋书·文苑传》,诗文了得,倚马可待,他的态度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大家都认为国家兴亡关乎运数,没有人需要负责,也不必追究责任,或者说人人都有责,人人也都没责,大家稀里马虎团结一致向前看就行了。在中国问责是件高难度的事情,最多最多找个替罪羊,而且罪羊一般都是小小个的。

    桓温听完袁宏的话脸『色』骤变:“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饭桶当国,尸位素餐,千斤大牛何其多也,桓温斯言沉痛,痛哉斯言!

    桓温大兵压境,洛阳守将周成投降。和上次勒马灞水瞭望长安不同,这次桓温带兵确确实实进了洛阳。桓温恢复故都,拜谒诸陵,有毁坏者修复之,并置陵令保护之。古代讲究孝治天下,桓温“展敬山陵”,向蛮夷宣示主流价值观,对内部反对北伐的人则是一记闷棍:闭嘴吧!

    桓温在北伐前后,一直上疏请求移都洛阳,但是朝廷不许。桓温都督天下诸军事,但他一直避免回到建康任职,长期停驻上游,遂使东晋有两个首都,一个“军事首都”和一个“行政首都”。

    此时穆帝司马聃只有十三四岁,尚未亲政,这一阶段东晋朝廷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谁在审阅桓温以及其他地方官的上疏?谁在替小皇帝批复?yesorno是谁拍板?建康朝廷疑似处于一种“委员会”状态,外戚褚裒为人也不强势,他和王谢等士族代表,共同处理日常事务。这一阶段,史书都用“朝廷”笼统言之。这种权力平衡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非典型模式,极为罕见。大士族的存在,削弱了皇权也维系了皇权,包括对桓温这样的军事强人也有了相当的制约效果。

    到桓温恢复洛阳,东晋在江南立国已经四十年了,当初跟随司马睿东渡的大士族已经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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