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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这不是对王家势力的恐惧，也不是答谢酬功，更不是雄猜之主对臣子的试探，而可能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依赖。
第3章 何以偏安（）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帝复遣使授慕容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辞公爵不受。廆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裴嶷言于廆曰：“晋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远，中原之『乱』，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诸部虽各拥兵，然皆顽愚相聚，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是天以君赐孤而祐其国也。”乃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
司马睿登基，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
紧接着他封授鲜卑部落领袖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晋室朝廷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希望联合鲜卑对付匈奴（刘）、羯（石），在多极世界里，寻求战略伙伴永远不能说有错，除非实在找不到朋友，否则没有人愿意孤独地搞什么“不结盟”。这完全是一种貌似聪明实际傻子的做法，但是，在与各种力量纵横捭阖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一条原则，那就是“只有自己是靠得住的”。而且只有自己越来越靠得住，盟友也才越靠得住，自助人助，人助天助。自己不努力，完全想依赖盟友吃现成的，结果肯定是被盟友抛弃或出卖。
东晋政权一直没有把恢复北方作为基本国策并孜孜以实践之，当然它也没有公然说放弃北伐。朝廷上下充斥着贪求安逸的保守主义气氛，这种气氛其实从晋国立国之初就有了。
北方沦陷，两帝遭辱，大量子民被异族屠杀，这些耻辱并没有激起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慨，也没有刺激他们从安逸中醒悟过来。司马睿从小小的琅邪王做到晋天子，巩固自家一系的统治才是当务之急。北方南迁的士族，刚开始还有新亭对泣的感伤，时间一久，暖风一熏，也就想不起洛阳铜驼今何在了。加之朝廷新立，机构大了，编制有了，从北方过来的士族和官宦子弟，南渡即为拥戴，于是人人有官做，至于南方的士族，一部分被统战，一部分虽然不满，大骂北人为“伧夫”，但终究也是无可奈何。江南风景宜人，投资环境良好，士族忙于封山涸泽，求田问舍，经营新家，恢复故国就像今天的深入改革一样，根本没有内在的动力。
“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打一开始，人家哥儿俩就琢磨透了，共的是江南这一半天下。
偏安朝廷奉行偏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一旦兴兵，就会形成军阀势力，就会酿成内部的权力危机。司马家是怎么发达的？不就是魏国对外用兵的结果吗？东晋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朝廷的担心，祖逖忠心爱国，率部北伐，可是他一死，他弟弟祖约就利用祖逖的军力跟朝廷叫板；王敦、苏峻、桓温，还有刘裕，都是“一有兵，脸就变”，主和还可以与胡人互称友邦隔江而治，主战则很可能将偌大家业送与家奴。
皇帝们都有一个纠结：就是怎么防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就有人为这个历史难题提供了答案。有个叫王鉴的侍郎，他给司马睿上疏，他提出了一个不容商量的观点：“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就是说，皇帝要想防止内部出现反革命军事路线，必需自己带兵，对人民军队，不仅要亲自缔造，还要亲自指挥。王鉴这样论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huàn）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王鉴当然还举了曹『操』、刘备、孙权这样就近“亲征柳城”、“躬登汉山”、“亲溯长江”的正面例子，也举了袁绍“犹豫后机”、刘表“卧守其众”的反面例子，结论就是，永远把枪杆子捏在自己手里。（详见《晋书·王鉴传》）
君主亲自带兵，才能在军队中形成长久的影响力，才能在将士心中形成崇高的威望，才能在将领中形成死忠自己的嫡系，也才能『摸』清楚前线后方整个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才能不为部下所蒙蔽……有雄猜的主子在，当然是“元勋以融”，哪个军头敢随便尥蹶子？
可以这么说，司马睿要摆脱王敦、王导的控制，坐卧建康是做不到的。王鉴认为可以委王导以萧何之任，皇上亲自率众北伐，这样才能彻底解开这个纠结。
不光是晋室，诸胡政权也是如此，皇二代皇三代基本上都只能驰骋床笫（zi）而不能驰骋疆场了，搂着美女娇娘遥控骄兵悍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两晋以降，只要拥有一支差不离的军队，就能称王称帝，反过来，如果两三代不能皆是雄主，也就被新兴的军阀势力灭掉了。这个时期，朝代更迭之速，国祚延绵之短，原因皆在于此。
慕容廆对司马睿的任命，有选择地接受了。在他内心，早已失去了对晋天子的敬重。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读中国史书，很难对北方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们用个懒办法，就记住鲜卑是五胡之一，而且是势力最大、对中国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族。
鲜卑又分慕容氏、拓跋氏、段氏、宇文氏、秃发氏、乞伏氏等部落，从辽东到西北广泛分布。
从八王之『乱』到刘渊、石勒叛衅，晋室就一直向鲜卑借兵，尤其是都督北方军事的封疆大吏，如王浚、刘琨，都和鲜卑人打得火热，但是他们处在鲜卑人内部的矛盾之间，又处在汉（匈奴、羯政权）、鲜卑的矛盾之间，而王、刘二人也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游戏。最后试图利用他人矛盾的王浚、刘琨先后被淘汰出局，王浚被刘琨变相出卖被石勒杀了，刘琨父子亦被盟友段匹杀害。
在司马睿、王导的棋局里，刘琨是炮灰团，祖逖也未尝不是，当然他们希望诸胡也能相互砍杀，都做炮灰。
第4章 何以救世（）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司马睿在位六年，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动。
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察治区，然后一一听取他们汇报，主要是想借此评估一下地方官的得失。
顾荣的儿子顾和也在“八部从事”之列，他回来向王导汇报时，没有什么材料，反而振振有词：“您作为宰辅，应该抓大放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真要网织查访地方官员的过失，也应该是‘网漏吞舟’，怎么能听取这些中央巡察大员走马观花后的一面之词，老揪下面的小辫子呢？人至察、水至清可不好啊。”
王导听罢，一边做恍然大悟状一边点头“咨嗟称善”。
其实，王导要抓人事权，“察察为政”是必需的。在权力场，任命、提拔官员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但是你要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需要有知情权和考察权。按照正常状态，两千石官员的任免皇帝应该亲自过问，皇帝如果不够勤政，他只能向王导这样的宰辅咨询。王导这时肚子里绝对“网漏吞舟”，而且是要将帝国的高干档案全部码整齐了，随时以备调用，他在关键时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所以，很多情况下，决定权又决定于知情权，要想把官场生态人事派系整明白，必需为政察察，把省部级干部全装在自己夹袋里，地市级忽略不计，这就是抓大放小。在清朝，皇帝比较勤奋，都声称要“打好这份工”，所以像雍正皇帝几乎和所有重要的地方大员都有密札往来，连知情权都不假外人掌握，都是自己一手『操』办。慈禧太后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品以上官员外放时，她都要亲自召见。所谓人事权，就是老板脑子里有人，有事的时候可以找到做事的人，倘若老是事到临头才张罗人，这个权力肯定会旁落左右。
王导还要对顾和的批评点头称善。首先，宰辅的大度客气是要有的，顾荣、纪瞻、贺循等，都是江南地方派，对地头蛇二代客气一点没有损失；王导和顾和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也不在一个频道，他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取得对方的理解；王导只是要了解地方的情形，并不一定要对地方的各种贪渎违法事由全部一一处置，这又涉及为政宽严的老话题上了，在这个层面，“网漏吞舟”也许确实打动了王导。
永嘉初（307年），司马睿南下过江，就有录事参军陈（yun）向司马睿和王导建议：改革西晋之制，破除流风相染的恶习，要求官员小心恭守，不要再放肆清谈，明信赏罚，严正纲纪。
陈“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王导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出为谯郡太守”。
西晋亡败，洛中浩劫，如此惨痛的教训，按照常理，当局者应该深刻反思，南渡之后也应该有一些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之举，但是主导内政的王导，遵循的是保守路线，不是改革路线。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却没有想着改变什么。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马绍，“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yi）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司马睿不仅让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韩以救世”，而且为太子指定了“太子党”，其中庾亮后来就和王导针锋相对。
司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但是他对陈综名责实的建议却没有采纳，或者说隔着王导也没法采纳，是不是自己无法作为，才向太子赐《韩非》书？
是年六月，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wěi）俱为帝所宠任”。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干了些什么呢？“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这些人和他们做的事“为王氏所疾”，并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刻碎之政”，这显然和“网漏吞舟”是两种政策两种政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王导和顾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张不折腾，不改变，甚至是不作为，因为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刘隗和刁协主张“崇上抑下”，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加强君权，针对的正是分享君权的王氏。因为政治主张是严肃纲纪，强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刚忤，刁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不像王导这样温润如玉讨人喜欢，所以政见之争最后肯定变成人品『性』格的冲突，结果是没有对错，只有一地鸡『毛』——中国的政治大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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