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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对农民征收的田赋与其他省份相比确实算低的，可再低也比不过按人口分地和两年免税。同人民军相比，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所谓善政相形见绌。况且，占人口多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在阎的善政中根本就享受不到实际益处，晋西北9县在半年左右便被人民军征服了民心也就不奇怪。
“这人民军又是两年免税，又是免费教育，在修建防御工事的同时还组织人力兴修水利，他们真的能负担得起？”不甘之下，阎锡山又置疑道。
对经济在行的陆近礼这些天就在思考有关问题，当下便回道：“西北那边地处偏远，山多地少，人口不多，免除两年田赋、实行免费教育确实减少了收入、增加了负担，可人民军守着华美工业区，每年的进项足以弥补相关开支。若加上从一些地主恶霸手中得到的资产，还会有剩余。”
“人民军还有另外的财源。”陈敬棠补充道，“宁夏的畜牧，青海的盐，陕北的煤炭，这可都是财富。人民军若是开发利用好了，对新占区域两年免税完全能做到。”
“芷庄，你以前负责过村政处，你说说，人民军在农村推行的政策真的就那么好？我们能不能拿过来用？”阎锡山依然心绪难平，想找到对方的不足或者找到能为己用的方式。
“我这些天也在琢磨，觉得人民军实行似乎与‘井田制’类似。”陈敬棠皱眉说道，“当然，这种说法难以对人民军在晋西北推行的政策进行说明。”
“‘井田制’？你没说错？”阎锡山惊讶道。
一边的陆近礼也难以置信地看向陈敬棠。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土地制度。据说，夏朝曾实行过井田制。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因夏而来。到西周时已经发展很充分。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从这一记述来看，井田制应当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度。当然，由于周仍属于奴隶社会，这个“公”也只是周王室或其他贵族的“公”。
而根据一些论述，周朝施行井田制，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庶世也随着土地同属于领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人民军现在推行的土地政策，是在每村拿出10到30的土地作为村集体公用地后，再将剩余土地按人口分配到个人手中。
村集体公用地，一是保障村里新增人口的土地分配；一是其出产作为村里公共开销。新增人口分地或公共开销都要举行村民会议，在政府工作人员主持下列明帐目并予以公示。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公开、公平、公正。
按人口分配的土地不准买卖，但在缺乏劳动力或者从事其他产业时可以转租，或者由村集体收回。转租的租金不能超过政府所定田赋的两倍。
而按照规定，人民军政府每年夏、秋两季，将按照每亩田地出产总计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田赋。当然，由于这两年人民军在晋西北免税，田赋也就不用征收。
陈敬棠大致介绍了一番人民军在农村中推行的政策，又指指带回的公文包：“那边提供的一些资料都在里面，应该比我说的详细些。”
听完陈敬棠的介绍，阎锡山既震惊又庆幸。
震惊的是人民军竟然只按十五税一征收田赋。要知道，南京当局一再鼓吹的“二五减租”，在施行后，虽说要求地租不得超过收获的30，可由于地主阶层的活动，最终仍保留了各类地租最大不得超过45的弹性规定。而这种所谓的弹性规定，实际上却导致各地地租居高不下。就连阎锡山自得的山西模范省，地租平均水平也不低于20，是人民军规定的十五税一的三倍
阎锡山庆幸的是人民军能够遵守协定不向晋绥两省其他地方扩张。人民军现行的政策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若是任其向外扩张，估计几年后晋绥两省还感念阎锡山好处的人可就真的不多了。不过，这样被动可不行，总得找个有效的应对法子才是。
从这开始，阎锡山一有空闲就拉着陈敬棠、陆近礼以及晋绥方面的有关人员研究对策。在借鉴、消化人民军政策的基础上，总算捣鼓出一套阎锡山认为可行的方案来。
7月29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宣称防共的根本办法是实行井田制及农民武装自卫。其后，在9月8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时，又进一步提出“土地公有权为澈底防共之法。”
阎锡山的这种说法，实在让南京当局的要人耳目一新。一些人甚至私下嘀咕：“这阎老西莫不是被赤化了？”就连老蒋心中也有些诧异。
当阎锡山专门呈文南京，希望同意在山西实行土地村公有的试点时，老蒋看完有关资料后虽然同意其所请，但也叹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阎百川身在太原，距离共党、人民军近，就想学人家。这想法不错，但恐怕是推行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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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明修栈道（一）（）
第十八章：明修栈道（一）
通过阎锡山上报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及说明》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老蒋看的很清楚：**能实行土地**，靠的是消灭地主、富农，也就是依靠大棒；人民军则通过镇压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震慑了其余地主乡绅，同时，又以红利、免税等吸引地主乡绅让出土地，减轻了阻力，是大棒加胡萝卜，这便使得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能够顺利推行。
但**和人民军的政策却难以在南京政府治下推广。原因无他，南京当局及其治下的各省政府和军队中，大多官员家里都置办着或多或少的田产。南京当局或者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省要想推行土地村公有，势必触动那些家有田产的各级官员切身利益，而这些遍布朝野内外、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就是新政策推行的最大阻力
这些政府官员明了政府的财力窘迫情况，用免税、红利等说法根本就打动不了他们。至于强行动武，那连想都不用想，别忘了，有不少地主出身的军官或带兵或身居高位，硬来的话，恐怕这些人就会先反了。
实际上，当初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希望能通过一定方式收取地主阶层手中土地，但“民生主义”从提出来后，任凭孙文及其党羽鼓吹，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根本就不买帐。即便后来广州政府一路北伐，也不敢过于触及地主阶层的利益，仅仅提出了个后门广阔、弹性十足的“二五减租”来。有这样的前例在，阎锡山要想实现土地公有，谈何容易
当然，阎锡山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这从他只提出土地村公有而不是国家公有或其他公有方式就可见一斑。不过，阎锡山还是低估了山西地主老财们对土地那种根深蒂固的执念。
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来推行，在没有外力强制推动的情况下，要那些各级政府官员和乡间作威作福惯了的地主老财们主动把土地等产业上缴，那真是拿钝刀子割他们的心头肉
在官员和地主们看来，阎锡山愿意把他自家土地拿出来，除了阎老西现在身居高位用不着从土里刨食外，还因为土地村公有并由村公所出面管理后，最终的利益还是落到了阎锡山这个山西王手中。这在实质上不过是左手换右手罢了。如此结果，又怎能让那些大小官员和地主们心服？
官员和地主们相互勾结、阳奉阴违、办事拖拉之下，阎锡山所谓的土地村公有政策，从一开始推行就走了样。无权无势的乡间小地主成了这一政策中利益受损的主体，而那些高级官员和有势力的大地主则依然逍遥。不说别的，就拿太谷孔祥熙家族来说，就是阎锡山惹不起的。再加上不好触动其他山西籍的高级政府官员、将领的利益，土地村公有政策推行得非常缓慢。对此结果，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到后来抗战爆发，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也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事实上，到35年7、8月份的时候，阎锡山的虽然在关注土地村公有，可同时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引发国人怒潮的华北事变，特别是何梅协定披露后的华北局势上。
华北事变是35年日军在华北同中国政府和军队一系列冲突事件的统称。在日军尚未对宋哲元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之前，最让国人感到愤懑、屈辱的是35年1月中旬的察东事件、35年5月份的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以及与张北、河北事件密切相关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在察东事件中，南京当局被迫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在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就解决张北事件达成《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
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这一协定比后来书面确认的何梅协定的条件更苛刻，更使得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丧失
而在解决河北事件过程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此前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无理要求。
但实际上，何应钦7月6日的复函不过是对日方无理要求和中方妥协退让的有关行动加以书面确认罢了。这从6月份南京、北平方面的一系列行动中就能看个清楚：
6月4日，何应钦于免除了因对日持抗争态度的蒋孝先、曾扩情两人的职务；
6月6日，南京当局又免除了反日情绪强烈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改派其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6月8日，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中日邦交的抗日团体，其中包括蓝衣社；
6月9日，中央军宪兵第三团离北平南撤；
6月10日，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议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内党部、中央军、于学忠军部东北军。上午10时由汪兆铭将会议结果电告何应钦。而何应钦则在下午6点，遵照南京当局决议，口头答复日方：
1。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开始结束。
2。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自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须延长数日。
3。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已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运毕。
4。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
同时，何应钦又说明：第五十一军约在三天内撤离北宁沿线后尽快调离，其他事项也将确实履行。
从这种种安排可以看出，南京当局在事实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而所谓的何梅协定不过是对南京、北平当局这一系列媚日卖国行径进行书面确认罢了。日方在得到何应钦书面回复之前，其侵略要求就已通过南京、北平当局此前的行动予以满落实
同日方达成妥协，不管是南京当局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