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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长城一线有不少地方是石质结构，恐怕构筑不起什么土木工事的。”周昊有不同意见，又道，“再说，在当局的部队中，要是没有命令擅自出动，也是个不大不小的罪名。”
“这不是理由！”赵振中断然说道，“老祖宗们都能在那里建筑起长城防御外敌，可从九？一八到现在，南京和北平都做了些什么？除了将希望放在国联身上，根本就没做象样的战备！这才是导致目前局势被动的根本原因！”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锦州失守后，尽管曾有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南京当局和张学良加强热河、长城防线，但当时张学良却因先后和孙科、汪兆铭等人的意气之争，在索要粮饷无果的后，竟任凭东北军中下层官兵说什么“抗日是全国的抗日，不只是东北军的抗日”。加强热河、长城一线防备的事情自然也被抛在脑后。
“至于所说的罪名，这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脱离晋军自立门户的商震，大大小小的军头们，什么时候成了乖乖听话的好孩子了？会把那所谓的罪名放在心里？要我看，这帮军头心里还是存了保存实力的心思！”赵振中叹道。
保存实力的心思不是不可以有，但要看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中、日两国的国战，一些人却还在算计这些蝇营狗苟，赵振中实在有些难以容忍。
“老赵，你莫忘了原本历史上老蒋借抗日削弱异己的事情。这些军头对老蒋为人也清楚一二，现在有点小心思也是难免，用不着为他们闹心。还是想想我们的应对布置吧。”周昊提醒道。
“华美公司有美国背景，明面上不能介入中、日战事，最多以救助灾民、难民的名义向朱老爷子提供一批粮食、被服、医药等物资，由他暗中提供给抗日将士。”赵振中沉吟道，“护卫军、人民军都和当局处于敌对状态，最多就是声援一下抗战部队罢了。另外，西北这边的广播电台刚建成，就用它来播放那两首歌曲吧，也好给国人鼓鼓劲。”
赵振中所说的两首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在原本历史上，前者是聂耳创作于1935年，后者是麦新创作于1937年。
去年周恬、周昊等人回国时，从美国带回了唱片刻录设备，由周恬在那艘舰艇上将图书馆中数字化的音质翻刻成唱片，正好用在眼下这个时候。
此时，关外义勇军方兴未艾，长城抗战正在进行，29军大刀队扬威不久，这个时候把这样两首歌曲播放出去，肯定更能振奋国人的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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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城抗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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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就在中、日双方军队在长城、滦河以东攻防不断时，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在试播音时，播放了人民军政府的一则声明和三首歌曲。
没错，是三首！周昊在和赵振中商量后，把那首音调悲怆、充满辛酸和不甘的《松花江上》也一并给播放出来。
在声明中，人民军郑重承诺，长城抗战期间，除非遭受外部攻击，人民军各部将谨守边界，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并对抗战将士予以声援。
当《义勇军进行曲》那清越的前奏号音响起，以及随后那发自肺腑、不甘压迫的“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声音呐喊出来时，西北根据地内从喇叭中收听到广播的全体人民军将士一片肃穆。
而当《大刀进行曲》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等歌词唱响时，人民军除了心中的快意，更多的却是想起了部队一直贯彻的“一切为了民众”的宗旨，体会到了肩头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当《松花江上》“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的歌声唱响时，人民军将士虽未有沦陷于外敌刺刀下的真切经历，但大多是孤儿出身的他们，想起父母在天灾**中将生存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场景时，也悲从中来，垂泪不已。
利用组织大家倾听歌曲的机会，张明瑞、杨天明等人组织人民军内的民众党各级机构，深入到部队当中，为大家灌输国家、民族等理念，宣扬民众党所倡导的“一切为了民众”等思想，了解部队实际情况，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并进一步统一官兵思想。
为了使更多国人能听到西北的声音，人民军政府的声明和三首歌曲在5天内，早、中、晚三个时段依次播放。随着电波，这份声明和三首歌曲不断向四方传递。
在北平、上海、香港都有分支机构的联华影业公司，敏锐地感觉到这三首歌曲所代表的力量及其对眼下国人的激励作用，在公司负责人罗明佑的决定下，联华影业公司翻刻了这两首歌曲的唱片，并将其向外推广。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国人听说的都是不抵抗、战败、失地、求和等等令人沮丧的坏消息，眼下的长城抗战，其结果恐怕同样难以让人乐观。当《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这三首歌曲流传开来后，一下子让国人从心里头找到了共鸣。
在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这样两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后，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爱国官兵，长久以来一直压抑在心底的屈辱、不甘，一下子给引爆出来。一时间，不少大中城市学生的游行示威、工人的罢工以及抵制日货等运动再次勃发起来。而正在长城一线和日军作战的前方将士更是被激发了心中那份血勇之气，为了消灭日军，不少官兵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
而《松花江上》的传唱，又让大家体会到了当局不抵抗政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无助民众心中的那份悲凉。特别是从关外逃到关内的难民，以及东北军广大将士，想起自己在关外的亲友正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下，而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回家乡时，无不号啕大哭。而在哭过之后，各路留在后方的东北军将领面对成群结队要求打回家乡的基层官兵，头疼万分。
“乱了，乱了！这帮民匪实在可恶！”就任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一职不久的何应钦，听着下属报告北平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齐游行示威，高喊“抵制日货，打回东北”等口号时，气急败坏。
而身在太原的阎锡山在听了几首歌曲以及北平那边传来的各界动态后，满是感慨地说道：“西边那帮娃子还真不可小瞧，几段唱词，竟引发了这么大的声势。简直有点三曲可当十万兵架势。”
“阎公，既然那人民军有了这样的声明，又接连几天向全国广播，看样子应该是不假。”杨爱源进言道，“不妨向何敬之提醒下，宜生、印甫等部可以去长城一线了。”
在3月10日的时候，老蒋曾北上保定与张学良商量北平有关长城抗战以及张的辞职一事。其后，3月11日，老蒋在石家庄会见阎锡山，商讨抽调晋绥军接手察哈尔防务问题。阎锡山同意在不影响晋绥两省安全的前提下，抽调部分晋绥军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由于傅作义在1月15日曾以绥远省政府名义发表了《告全省民众书》，呼吁绥远全省同胞懔于国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而赵承绶的骑兵部队又有较强的机动力，因而，老蒋和阎锡山商定，时机迫切下，须抽调傅作义、赵承绶两部赴援长城一线。只是顾虑到人民军可能的动作，有关调兵命令一直没有正式发布。
在原本历史上，傅作义、赵承绶两部人马是在1月25日就开赴长城抗战前线的，并在2月份率所部开往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及多伦之日伪军队的。但现在，由于人民军在西北的崛起，绥远、陕西两省原本参与长城抗战的兵力，都尚未出发。
既然人民军通过电台对全国多次播放声明和歌曲，看来这事情应该靠谱，阎、杨两人也都动了心思，要是借机再掌控察哈尔，那晋绥军的实力可就又能上一台阶了。
“也好。你就去拟个电报，我签发一下。”阎锡山听了杨爱源的建议后，略一思索，便点头赞同。
北平的何应钦在接到阎锡山的署名电报后，沉思了一会儿，又致电南京的老蒋，获得首肯后便同时给绥远、陕西下令，调傅作义、赵承绶、冯钦哉三部奔赴长城一线。这使得长城及周边地区的中**队数量又增加了7万左右的兵力。阎锡山戏称人民军“三曲可当十万兵”还真有那么几分味道。当然，真正让何应钦敢于下达调令的是那份人民军的声明。
接到调令，傅作义、赵承绶、冯钦哉三人虽在不同地方，但心中却都少了几分失落而多了几分凝重。做为打了多年内战的军人，能有机会抗击外敌、为国征战，那是莫大的荣耀，可想到眼下中、日军队战力上的差距和从前线传来的损伤数字，几人心里又不能不多些考虑。
见冯钦哉在沉思，副师长郭景唐有些奇怪：“老冯，你此前不是一直盼着去打日本鬼子吗？怎么现在调令来了却发起愣来？”
冯钦哉脑袋一晃，说道：“作为军人，哪个不象为国征战？这番能上战场，老冯倒要感谢西边那帮娃子的声明。不过，率领部队上战场，我们这些带兵的总要多考虑些。出征的是这些人，回来的可就不知道能有多少了。我琢磨着再买点地，也好战后用来帮一些弟兄解决点困难。”
中原大战后，冯钦哉率部随同杨虎城进入陕西。当时陕西连年天灾，民众外逃，土地异常便宜，冯钦哉便成立了第42师土地办事处，在大荔购买土地两千多亩，用以安置军官和伤残士兵的生活，并用五百多亩创办了“尚勤小学”，以解决驻地军民的子女入学问题，又创办了剧团。当然，他个人也在大荔和眉县购买了几百亩地贴补家用。
现在要奔赴抗战前线，冯钦哉也便想到了战后伤残士兵和牺牲官兵的抚恤问题。按说，这些事情应该由陕西省政府或者南京当局解决，可冯钦哉明白，衙门里那些整天掉文家伙可是不靠谱得很，指望他们还不如自己多想点辙呢。
对于冯钦哉的想法，郭景唐自然赞同，两人便商量起部队开拔和战后一应事务来。
就在绥远、陕西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3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调整好兵力部署后，下令对滦河以东的中**队展开进攻。
鉴于长城各口急切难下，武藤信义便谋求先击退滦河以东的中国守军，再正面、侧翼两厢夹击下，拿下冷口后，再向长城其他山口推进。只要控制了冷口、喜峰口，再集中兵力攻击古北口，就容易多了。
由于武藤信义攻击方向的调整，中、日双方军队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并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部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4月12日告失。
见滦东局势不妙，何应钦急命第40军庞炳勋部、第67军王以哲部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但日军攻势猛烈，头上飞机炸，地上火炮轰，加上还有坦克冲锋，各路守军战术单一，实在难以抵挡。为避免形势进一步崩坏，从4月14日到17日，何应钦命令第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