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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各个设施从去年春天就慢条斯理的在建设，而刘成林等人则在各个在建营业场所的地下加紧施工，构筑通向各个银行地下金库的通道。到今年上半年，这8条长度在300米到500米之间的地下通道已经全部完工。
现在只要赵振中一声令下，以运送救灾物资名义分批抵达沈阳并分散在几个场所的沂蒙特战旅一个加强大队的兵力，完全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把那几家银行的金库给倒腾空，并且用汽车将所得给转运走。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并给日本人添点麻烦，赵振中将华美银行也列入这次打劫目标之内。不过，让赵振中有些遗憾的是，花旗银行在哈尔滨、大连都设有分行，可在沈阳这边却只有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办事处，实在不值得构筑一条地道，只好到时让人装扮成日本人去拜访一番了。
这个行动若是成功实施，不但会增加己方的资金所得，降低日本人发动事变的收获，还给日本人放了血，更会给日本人增添不少麻烦。只要事变一发动，赵振中再做点手脚，让英国人、美国人咬定是日本人打劫银行的，那肯定够日本人头疼一阵的。
周昊先是琢磨了一番，随即朝赵振中竖了下大拇指，大笑道：“好你个老赵！真有你的！不错，对付小日本就要这么不遗余力。”
“这些外国银行，喝了中国人这么多年的血，也该付出点代价了。”赵振中提醒道，“别忘了，它们可不仅仅是经营存贷业务，还把持关税、盐税，在我国境内发行货币。”
清末以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就成为抵借外债的抵押和还债的基金，先被汇丰、道胜、德华、汇理、正金等外国在华银行保管，后来基本上落入英国汇丰银行之手，直到去年才被南京政府逐渐收回。也正是有了这笔多出来的收入，老蒋才底气十足，能在去年的大战中获得最终胜利。
而从清末一直到30年代中期，在南京政府统一全国货币前，中国的货币极为混乱，不但中央政府可发行大洋、小洋，地方各省政府可发行钞票，军阀头子可发行军票，就连银行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
如果这些发行货币者都是中国境内的机构或个人那还罢了，总算是肉烂在锅里，属于中国人自己间分配上的问题，可许多外国银行也搀杂其中，通过在中国发行货币谋取巨额利益。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的机构，要么资金不充足，要么缺乏有效担保，一旦出现问题，那受害的还是中国民众。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在1926年外汇投机失败后，其在华各地设立的分行也随之倒闭，它此前所发行的巨额纸币顿时成了废纸，无数中国人因之倾家荡产，就连其所欠中国政府的巨额公款也成了影。因此，赵振中说这些外国银行是在喝中国民众的血，并不不当。
“发行货币、组建军队，并保证这两者在国境内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赵振中发人深省地说道，“可看看东北，张学良不但让自己的杀父仇人继续在这里驻军，耀武扬威，还容许日本银行和其他外国银行在东北发行巨额货币。这哪里还有点国家二把手的样子？整个一靠父辈恩泽的二世祖！”
日俄战争后，俄国和日本分别在各自掌握的北满、南满铁路沿线，设立金融机构发行货币，构筑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日、俄金融势力的压力下，中国东北当局的金融势力只能分布在日、俄势力范围外的东北其他地区。随着一战和俄国革命的爆发，东北的金融势力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俄国势力逐渐退出，日本势力趁机北进，并分别与北满中国方面哈大洋票系统和南满张学良政权下的现大洋票系统发生冲突。
以日本人控制的朝鲜银行为例，该行1918年开始在东北发行货币，当年数额就达到了1900多万元。到1927年，朝鲜银行发行的货币数额已达到了4000多万元，加上正金银行发行的400多万元，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发行的货币总额基本相当。而到31年，日本人在东北的各家金融机构，近乎掌握了半个东北的金融话语权。
事实上，不光东北，其他省份也存在外国银行滥发货币的问题。民国初年，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各种货币总额超过一亿，而到了35年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前，汇丰、汇理、花旗、麦加利、正金、华比、荷兰、有利、德华等9家银行依然在华发行货币，并于35年发行500多万元的货币。当然，与东北有所不同的是，其他地方没有长期驻有两万多日本武装力量罢了。
“那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发动？”想到可以从小日本身上狠狠地撕下一块肉来，周昊就有些迫不及待。
“现在已经探明，这各家银行要么是在月底，要么是在月初进行盘点，而盘点之后，存放硬通货的地下金库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有人去的。据此，我们的对银行的行动分前后两次进行。”赵振中决定道，“第一次放在12日晚，下手目标是在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第二次行动时间在15日晚，下手目标是汇丰银行、日本正隆银行、朝鲜银行、日本横斌正金银行；至于花旗银行办事处和华美银行分行，我们在日本人发动前去光顾一下就是。”
“分两次也好，我们这200多辆汽车一次还真不见得能运完。”周昊点点头，又问，“那人员和路线都选择好了么？”
“这些都有准备，没问题的。”刘成林肯定道。
为了这次行动，赵振中等人做了充分准备。交通方面，赵振中在7月份运送救灾物资抵达沈阳后，就安排刘成林以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的名义，经当地政府同意后在辽河上架设浮桥。不过，当时水势浩大，架桥困难，直到8月下旬水势消减后，才在辽中西部与台安之间的辽河上架设了两座可通行汽车的浮桥。而为了保障物资运输通畅，赵振中还在辽中、沟帮子、锦州三地设立了汽车加油和维修点，以及时解决故障。现在，从沈阳经辽中、辽河、台安、沟帮子、锦州可直达葫芦岛，其间的路程约在270公里左右，一天便可往返。而在葫芦岛方向，届时会有一艘载重5000吨的集装箱船等在那里。
在人员方面，特战旅从山东一共过来了1800人，其中，刘成林将带领800人专门负责这前后两次的资金运输，以及华美公司在东北人员的撤离问题。
而且，通过多次使用小型可组装使用的集装箱，东北地方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运输便利的“铁柜子”，在里面装上硬通货根本不用担心被人察觉。何况，真金白银可都是密度大的东西，载重5吨的卡车，装黄金，个立方就接近载重上限；装大洋，也不过半个立方而已。夹杂在一车空箱子中，根本就不用担心被发觉。
“等等。”周昊发现了一个问题，“你让成林带800人负责即将到手的硬通货运输，那我俩和那剩下的1000人做什么？留下来和小日本干上一家伙？”
“到时肯定会抻量一下小日本的战力到底如何，我们心中也好有个数。”赵振中话音一转，“不过，我们留下来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除了想法去搞到另外一些物资，我们还要去做两件栽赃嫁祸的事情，给日本人添点麻烦，也让日本人的矛头有个指向，邪火有个去处。”
第九章 ：大车以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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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于物资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对兵工厂动动手脚。”赵振中淡淡一笑，“既然他张学良有这么些家当却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任他送给小日本使其以战养战，那还不如让我们运走呢。”
“这要真能实现的话，那确实是好事，我们也算大发一笔了。”周昊没有盲目乐观，平息了下心中的兴奋后又道：“不过，兵工厂这样的地方肯定是防备森严，要是派人潜入并炸毁它，我相信应该没多大问题。可要想在东北当局和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把里面的装备运出去，那困难太多了。”
“张学良都准备把兵工厂改成民用工厂了，防备并没有想象中的严密。而且，我们有准备的。”刘成林在一边解释道。
在7月份赵振再次于北平拜会于学忠之前，虽然他让刘成林预作后手准备，却仍希望能通过于学忠说动东北军对小日本早做防范。但在示警不果后，赵振中也放开了心中的顾虑，着手布置起针对东三省兵工厂的有关行动。
东三省兵工厂坐落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往东就是沈阳飞机场。从1921年建成后，经过几次扩建，东三省兵工厂现在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厂。工厂内除了聘请的日、德、奥、俄、瑞典等各国技师外，还有一万多工人，能够生产多种炸药、地雷、不同口径的步枪、轻重机枪、火炮，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为了物资运输便利，兵工厂在库房西侧还修筑了站台，修通铁路，使得火车可直通厂内。
1929年1月，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被张学良杀掉后，由臧式毅接任兵工厂督办。不过，臧式毅在1930年出任辽宁省主席后，因公务繁忙，对兵工厂具体事务的关注就渐渐少了。
到30年的时候，东北当局除了在兵工厂上投入了两亿左右大洋的建设资金外，工厂每月日常开支就达200多万元。这样大的消耗，东北当局也有些吃不消。在中原大战后，张学良便号召弭兵，经张、臧两人许可，兵工厂开始削减员工，并利用工厂设备生产起民用物资来。随后，又在沈阳大西关成立东生源售品处，凡属五金材料、锅炉暖汽片、水泵机器、工具家具等，都可透过东生源向兵工厂订购。并有样品目录陈列，供人选购。张学良还计划将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派王卓然、叶弼亮二人出国考察，接洽外国专家来改建东三厂兵工厂，准备制造汽车和拖拉机。
只是，王、叶二人考察未果，由迫击炮厂成立的民生工厂却在李宜春的领导下和华美公司合作顺利，而且汽车部件加工和汽车组装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有鉴于此，臧式毅索性便卖了个顺水人情，在今年春天向张学良提议由李宜春来负责兵工厂改民用的一应事宜。张学良见民生工厂生产的卡车质量确实不错，而臧式毅又忙于辽宁省事务，便同意臧式毅先挂名督办，兵工厂的具体事务由张学良的把兄弟李宜春接手。同时，张学良又派自己的秘叶弼亮来协助李宜春。
李宜春接手兵工厂后，因为此前在与华美公司合作生产汽车上尝到了甜头，自然希望华美公司能再协助其对兵工厂进行民用改造。在此情况下，负责出面与华美公司洽商的叶弼亮秉承张学良、臧式毅、李宜春等人的意思，自然是把兵工厂的有关情况对华美公司的有关人员说了个干净。而这给赵振中等人此次的行动带来了莫大的便利。
在9月4、5两日，日军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后，工厂内的技师和工人便纷纷请假。而臧式毅、李宜春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又给1300名工厂保卫人员下令说“无论日人如何寻事，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并将大多数人放假回家。整个兵工厂现在除了留下了几百人的防卫人员和少量技师、工人维护设备外，已处于停工状态。
刘成林介绍完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