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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美公司不愿意和官方打交道，而通过朱先生他们的做法，我也理解。朱先生虽然不在东北，可那边也有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边给朱先生去个电报沟通下，再和那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上，想来也没大问题。”
“至于老哥我，就要按照南京方面的电令向关内调兵，不能和老弟共襄义举了。”
“只要老哥和有关方面联系好，让车队畅通无阻，那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赵振中笑道，“如果铁路恢复通行的话，也可以直接从葫芦岛向沈阳那边运送物资。这样，火车、汽车结合起来，物资运输会更快。”
随后，赵振中又同于学忠谈论了一会儿，于学忠也告诉他辽宁那几位头面人物待人接物的一些特点，提醒赵振中注意。
而赵振中在谈完之后，便通过北平市政电报系统，电告青岛的马仁明：“今东三省受灾，亟需粮食、衣物等救灾物资，望将该类物资装船后，运往天津。余将与有关方面人士在天津随同该船北上葫芦岛。另，将此次美国运来的5吨载重卡车，调集100辆北上葫芦岛待用。”
马仁明接到电报后心领神会，便将有关准备夹带到西北的特殊物资剔除，将装满救灾物资的集装箱装船，同时，又用其他船舶装载了100辆卡车和驾驶人员一同北上天津。
第二天，赵振中让李云天返回保德那里负责，自己则拿着于学忠以张学良副总司令部名义开好的通行手令与张振鹭一起去了天津。
在天津这边又等了一天，从青岛那边转运的物资已经抵达天津码头，赵振中随即与张振鹭随船北上。有了于学忠的手令，又有张振鹭出面应对沿途官方问询，赵振中等人车队一路畅通无阻。不过，由于一些地方大雨未停，路况非常差，车队经葫芦岛，锦州等地，直到7月2日才将物资运送到沈阳。
在同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接洽上，又由张振鹭陪同，拜会过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并获得了他签署的通行灾区的手令后，赵振中便将物资运送的有关事宜交给了汽车队队长和慈善会的工作人员，自己则去和在沈阳负责有关工程收尾的刘成林联系。
刘成林从今年春天开始就几处忙碌，除了在保德那边领人找过矿脉，又盯着大珠山和沂蒙那边的工程建设，而从5月中开始又跑到沈阳对有关工程进行最后的安排。
“师叔，这边都按你的要求做好了，就等你过来查验了。”刘成林人瘦了不少，却精神十足，“这票买卖实在太大了，我现在都有些心惊肉跳。”
“我看你可不象心惊肉跳的样子，倒象是跃跃欲试啊。”赵振中笑道，“你放心，到时候东北方面肯定没心思顾及到我们的。对了，华美沈阳银行那边有没有传来什么消息？日本人有没有什么动静？”
“日本人和朝鲜人从春天开始就在万宝山那边闹事，听说昨天日本人在那边开枪打死、打伤了我方几十人，现在官方正在交涉呢。”刘成林想了想，说道，“另外银行那边，威尔士倒是说过一个在酒桌上听美国花旗银行同仁说过的一件事，一个叫花谷正的日本少佐在酒后狂言，说在秋后要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万宝山事件，花谷正……”赵振中听到这两个在以前世界中就了解过的名字，长叹道，“山雨欲来，这一天还是要到来啊。”
第二章 ：预警东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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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宝山事件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在历史上，该事件不过是由汉奸出头，日本人力挺并主导，朝鲜人参与其中的，与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因土地租约以及农田水利而产生的纠纷。
由于汉奸郝永德采用欺诈性手段与当地农民手签定土地租约，在租约尚未生效就将有关土地转与受日本人控制的朝鲜人经营，并进而在日本人别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动与当地农民间的事端，日本军警又公然偏袒，致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日本军警向万宝山当地农民开枪，吉林地方保卫队与日本军警对峙的恶**件。随后，日本和朝鲜的报纸又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致使华侨死伤几百人。
当然，眼下日本军警刚向中方民众开枪不久，有关的仇华暴行尚未出现。
赵振中知道，即便没有万宝山事件和后来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会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编自导自演，用于欺骗世人耳目的柳条湖事件一样。与万宝山事件相比，赵振中更为关心花谷正的酒后狂言，当下问道：“那花谷正具体都是怎么说的？”
刘成林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威尔士也是听别人当作笑话转述的，好象花谷正说的是什么等7月份大炮送来，到秋后就可武力解决满蒙之类的话语。日本人在东北各处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人左右，而东北军方面连同关内有近40万的兵力，这样的兵力对比，日军怎么可能武力解决东北？花谷正的话应该是酒后狂言罢了。”
“酒后狂言么？那可不见得。”赵振中思绪万千，幽幽地说道，“日本人有时候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可这样疯子，有时候却被日本民众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日俄战争时采用自杀性攻击的乃木希典了。而花谷正等人也正是这样的疯子。”
花谷正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少佐，但他却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其上司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由于接近驻东北日军的高层，加上思想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鸣之处，从1929年7月开始，板垣、石原、花谷正三人便就“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三个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
而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石原，根据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组织关东军参谋进行“旅行”演习，勘察东北地形，拟订进攻路线，为其后武力夺取东北进行准备。
经过参谋“旅行”，板垣与石原等人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到1931年春天，板垣与石原在拟订了武力解决满蒙的计划后，又同花谷正谋划了“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而且考虑到“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日本军部内的实权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谷正携带《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赴东京，与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次长二宫、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及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相见会谈。
这个《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以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说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阳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从那时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开始物色作为骨干的人选，为事变的发动做准备。
能够参与改变历史的行动，并被赋予重任，花谷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荡万分。可参与如此重大的行动，现在却不能被人所知，无法享受众人那狂热崇拜的目光和赞誉，花谷正心里可谓遗憾多多。终于，在6月底的一次酒会上，喝多之后的花谷正忍不住向众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将取得的武勋来。不过，花谷正的大嘴巴并没有给他带来期待的赞誉，相反，得到的却是众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严厉斥责。
花谷正也知道自己酒后失言会惹来大麻烦，便灰溜溜地专心物色起今后行动的可靠人选来。并在8月中旬确定了详细的柳条湖计划方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
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花谷正成了历史上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
听了赵振中对日本人的评论后，刘成林吃惊地问道：“师叔认为花谷正不是乱说？日本人真的可能在秋后动手？那他们不会是真疯了吧？”
“不管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我们提前做好应变准备就是。”赵振中伸手拍拍刘成林的肩膀，又道，“只要有确切迹象表明日本人要动手，那么我们的准备也就提前发动。到时候，自然有日本人替我们背黑锅。”
尽管心中惊异于赵振中提前一年多就在沈阳布置下几处隐蔽工程，不过，如同李云天一样，已经见惯赵振中所创造一切的刘成林并没有询问其中原因，而是问道：“那我们怎么判断日本人是否真的要动手？”
“任何大的战略行动总会有迹可察的。那个花谷正不是说日本国内在7月份要提供两门大口径重炮到沈阳这边么？现在辽南大水，日本人无法从营口向沈阳运输，那只能从大连过来了。只要盯住日军有没有在大连港口戒严的消息，就可推断一二。”赵振中提点道，“另外，日本人要想解决东北，那沈阳这边是重中之重，沈阳这边的日军届时肯定也会有不少动作。相信到9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日本人到底会不会行动了。”
“这样确实可行。”刘成林思索道，“不过，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的人手基本上都是工程人员，无法承担师叔所说的任务。”
“既然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那我这两天查看没问题后，你就可以带他们撤了。后边的任务自然有其他人接上。”赵振中从怀里掏出于学忠、臧式毅所开的两份手令，说道，“这两份手令我明天就要交给慈善联合会的人，你趁今天剩下的时间，把这两份手令上的字迹给临摹下来，同时把手令专用笺的纸张样式牢牢记住。等过两天你回山东的时候，利用我们在那边的条件，制作出两份字迹相同，内容不同的手令来，过两个月我有大用。至于所制作的手令内容，等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这没问题，我晚饭前就能把手令还给师叔。”刘成林也不多问，接过手令后点头说道。
“华美公司和民生工厂合作生产的汽车已经成功，据说都组装生产几百辆了。说说那边的情况现在怎样？”赵振中转念问道。
“那种载重3吨左右的汽车质量确实不错，这大半年来已经组装生产了5、6百辆了，李宜春现在可是高兴得很。”刘成林笑道，“而且，由于和华美公司在汽车生产方面的合作成就斐然，今年春天开始，张学良在得知有关成果后，便派他的上校机要秘书叶弼亮与华美公司方面洽谈，希望能得到华美公司的帮助，将东三省兵工厂改为民用。”
1929年8月，张学良为振兴东北工业，同时为解决兵工厂的亏欠问题，计划将东三省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并准备引进外国专家帮助建设。他派长官公署谘议王卓然和机要秘书叶弼亮出国考察，到欧美联络外国专家来改建兵工厂，并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