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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
第九百章天下战事（五）（）
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当时，汝宁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京城，而山东的鲁军也被刚入境俘掠的清军打得是元气大伤。而且对归顺南明还是大平朝是态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联络刘泽清部归顺甚至攻略，夺取山东。而汝宁军所占领的湖广地区更是兵力空虚。可是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敢去攻打山东、河南和武昌、襄阳等湖广之地，只是龟缩在长江防线。一心只想维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当然，史可法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做出如此决策，无非是有着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吴世恭身为前明勋贵子弟，又曾经是前明旧臣，再加上他还是被划为了东林党一派的武将。所以与南明的许多勋贵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弘光君臣认为吴世恭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甚至还脑洞大开，认为吴世恭现在的称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会如同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一样，最后会归顺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来说，两国如果能划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寻“罢兵议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够苟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农民军和清军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对于农民军和清军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惧如虎狼。所以他们幻想着吴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挡住农民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这三方最后是三败俱伤，让南明能捡个桃子。
第三，由于有阮大铖等一些亲汝宁军的官员进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扬州商团和江南商团资助的官员作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许多官员都不主张主动进攻吴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说，以前那些官员对汝宁军的政策还不怎么了解，现在可是对大平朝的国策了解得通透了。说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过来，只要那些官员及时“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