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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故，他豁出性命为皇嗣担保既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势力，纯粹是出于单纯的良知。而她自己身为武轮的母亲，竟然想将错就错把儿子除掉，难道不惭愧？
她不禁忆起武轮年少时的一幕一幕，作为最小的儿子，当初她把武轮留在宫中，带在身边悉心照料，特命刘祎之教其读书，直至成婚时才离宫开府，真是宠爱至极。武轮从小到大也从没做过有悖她心意的事，连皇位都献出来了，姓名都改了，还要他怎么样？武曌哀伤不已，深感自己做过分了，权力固然重要，但为此泯灭一切是明智的吗？自己真的甘心做个只与权力为伴的“孤家寡人”吗？那样的人生又有何意趣！
此刻武曌那颗冷却的慈母心又复苏了。夜静更深、孤烛摇曳，恍然间她竟把昏睡的安金藏当成了武轮，掏出丝帕亲手为之拭去额上汗水。安金藏似乎感觉到了，缓缓睁开双眼，目光迷离神情恍惚，不知是否认出了皇帝，只是翕动着惨白的双唇，一字一顿吃力地道：“皇……嗣……无……罪……”
“朕知道了。”武曌闻听此言越发虐心，“吾有子而不能自明，害卿至此。”说这话时两行老泪已潸然而下……
东宫谋反案再无下文了，不但女皇讳莫如深，连武承嗣、来俊臣也不敢主动提起。时隔半个月有个名叫李秦授的补阙上书，称：“谶曰‘代武者刘’，然则刘无强姓，殆流人乎！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亲族流放在外者数万人，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必为社稷之害，臣恐为祸深焉。”这本来只是一份寻常的奏疏，把“代武者刘”解释为流人造反也是多年前傅游艺提过的说法，然而女皇览奏竟然大悦，召李秦授上殿，当众表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擢考功员外郎，并赐穿绯袍。
满朝文武瞧在眼里，心里自有一番思忖——圣上大加赞赏，冲的就是那句“刘无强姓，殆流人乎”。区区八个字算是给“代武者刘”下了最后定义，与已故刘妃无关，更与皇嗣无关。看来女皇已决定收手，对皇嗣的打击已经结束啦！
世事轮回，反复不定，立储的风波闹来闹去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对武曌而言这仍是解不开的死结，完全斩断舐犊之情不可能，不考虑武周王朝的存亡也不可能，难题还在那里摆着，而且比以前更困难了。罢黜武承嗣，冤杀儿媳，她跟双方都有了隔阂，日后哪边又能真心念她好呢？武曌把自己逼到了骑虎难下的境地，思来想去无可抉择，只好再度搁置此事，但李成器、李隆基等皇孙既然召入宫中也不便轻放，就让宫人好好照顾他们生活吧。为皇帝一场总不能只考虑身后事，还是趁精力尚好时多搞些政绩。至于储位究竟花落谁家，但愿船到桥头自然直，日后看情况再说吧……
当然，眼下还有个问题，既然“代武者刘”有了最终解释，流人谋反的事就必须得察，因而她派监察御史万国俊、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等六人分赴诸道，巡察不轨、安抚流人。
万国俊本是司刑评事，因攀附来俊臣得以升任监察御史，但他心性贪婪，本想在推鞠东宫时立点儿功劳再图晋升，无奈此案告吹不了了之。现在女皇派他巡察流犯，等于又给他一次机会，怎能不“尽心竭力”？他日夜兼程赶奔岭南，到达广州后立刻召集三百多流犯，根本不加审问，矫诏命他们全部自杀。流人哪里肯从？纷纷抱屈鸣冤。万国俊意狠心毒，索性命士兵把他们押至河边尽数斩杀，然后上疏称：“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陛下虽在庙堂洞悉万里，圣明至致！”御史在外勘察逆情，若得实据可当即处决，万国俊算盘打得清楚，“谋反”之人杀得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而且还能证明女皇有多圣明，反正洛阳不了解广州实情，这么容易到手的功劳岂能不取？武曌览奏果然信以为真，晋升他为侍御史。
万国俊升官之事传开，正在剑南、山南、安南等地巡察的其他五位使者大受启发——既然杀人能升官，那就敞开杀吧！一时间巡察变成了屠杀竞赛，刘光业杀了九百多，王德寿杀了七百多，鲍思恭等三人也均在百人以上。数千条性命顷刻而亡，天下为之轰动！
武曌不过一时被蒙蔽，岂会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固然流犯中有不少李唐族裔和违逆过她的臣僚，但绝大部分是家眷和平民，她下达使者的命令是探察不轨、安抚流犯，不是不分好歹一律处决。这与以往的杀戮性质截然不同，是大失民心之事。于是她的态度立刻翻转，六道使回京之际即以枉杀无辜之罪将刘光业、王德寿处死，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三人革职除名，已经升职的万国俊也被贬官，这回连监察御史也做不成了，又被降回司刑评事。但朝野对此事还是多有议论，有人猜测女皇原本就想杀戮流犯，只是事情闹大了委过于下；还有人骂当初首倡其议的傅游艺，说他活着的时候不行善，死后三年还余毒未尽。
恶劣影响已造成，武曌只能设法挽回声望，好在机会就在眼前，科举的时候又到了。恰巧此时担任知贡举的考功员外郎正是李秦授，他因六道使之事也有幸被扣了个“禽兽”的绰号，为洗去恶名自然很用心，经过精心的选拔，此年共录取进士十八名，虽说人数不多，却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
礼部放榜后顺势又开制举，参考官员亦甚踊跃，武曌大开明堂，召见了这些前来应考的官员，并提出一个问题：“何者为忠？”
忠乃五德之首，这是人尽皆知的，皇帝会提出这么简单的问题吗？当今之世福祸相倚、李武莫定，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女皇的忠诚呢？数百名应考的官员面面相觑，无人敢贸然开口，正在此时人群后方走出一名绿袍官员，朗声回答：“忠者，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
“很好。”武曌点点头，“卿叫何名？现居何职？”
“汤阴县令郑惟忠。”
“你不必考试了。”武曌吩咐侍立阶下的天官侍郎姚令璋，“此人擢升一阶，调入京城任职。”
“谢陛下。”郑惟忠叩谢皇恩。
众官员都以嫉妒的眼光盯着此人，心里不服气，原来真这么简单，竟叫此人捞了便宜——是啊！武曌要的答案就这么简单，无须非分之想，无须算计未来，无须担忧祸福，只要对她这个女皇尽到人臣该尽的职责就够了！
二、眯目圣皇
无论科举还是制举，虽属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却也是帝王笼络人心之法，李世民曾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对皇帝而言把有才之人纳入官场，置于自己的法度之下，总比让他们流散民间安全得多。而对于武曌来说，除了这两点外还有另外两个重视科举的原因。
首先，武曌自幼喜好诗文，对文学之士备感亲切，因而在她统治下科举有了微妙变化。李唐建立以来原本重明经、轻进士，因明经考的是儒家经典，倡四书五经、忠孝节义，而且《论语》《孝经》是必考的，这样选出来的人当然受皇帝信赖；进士则是考时政策论，选出的人固然有用，但是否忠顺纯良却不好说。自天皇李治扳倒长孙无忌，肢解关陇一派，科举制日益勃兴，至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谏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以往考过的题目很多，应考者背诵成功者的范文，稍加修改就能通过，这便丧失了选才的意义，所以他建议在考策论前加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才能正式应考，于是箴、铭、颂、表之类的文艺作品纳入考试范畴（唐朝正式将诗赋纳入考题是在唐中宗以后），这正合武曌的兴趣。从此文采渐渐成了考察重点，看举子们的优秀答卷也是女皇一大乐趣，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科举怎会不兴旺？
再者，武周革命致使大批的官员被诛戮、罢黜，武曌也急需为朝廷补充人才，开科取士是极为有效的办法。而出于打破关陇贵族的一贯理念，和提拔忠于武周之人的新需要，她重视进士科胜于明经科。因为儒家经典自两汉以来就是世家子弟的专长，魏晋门阀无不以经学起家，贫寒子弟恐怕连书都买不起，更不消说疏论探究了。而做策论和文艺作品主要靠实务才能和文学天赋，未必要有儒经基础，这便为寒门敞开了仕途之路。寒门子弟既没有可以威胁皇权的家族势力，又因骤然富贵感念皇恩，不正是武曌一心想要的人吗？
而科举仅是武曌网罗人才的手段之一，此外她几乎每年都向各道派遣存抚使，既是考察地方，也为搜罗人才，政绩优异、德行高尚、文章优美、才能出众者都可以被推荐到朝廷，酌情予以升迁。后来她觉得这个办法也太慢了，干脆下诏向全天下求贤：
朕闻璧月珠星，实为丽天之象；他波翠岳，爰标纪地之形。是知正位辨方，体元建极，不凭群彦，孰赞皇猷。事总万机，心覃亿兆，恒靡遑于寝食，诚罔惮于忧勤。伫贤良则终肖失寝，询政道则竟日停餐……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才，堪将相之重任，无隔士庶，具以名闻。若举得其人，必当擢以不次，如妄相推荐，亦置科绳。所冀多士袭于隆周，得人逾于盛汉。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求贤诏颁布后举荐人才不再单单是存抚使的职责，天下所有官员都有义务，甚至自荐也蔚然成风——垂拱年间设立铜匦，四面皆有开口，天授之前总是北面的通玄匦钵满盆盈，里面塞的全是告密文书；现在告密之人少了，东面的延恩匦却塞得满满，皆是自荐求仕的。武曌来者不拒，无论何种形式荐举而来的人总会给他们个职位，自那次她一口气增授一百三十名官员之后，这几乎成了定例，凡求官者多授予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之类的职务，但暂不给予全俸，期年之后察其政绩再决定任免，名曰“试官”。
在这些举措下，原本朝廷缺人严重，几年过来反而人满为患，尤其左右肃政台，官员多得坐都坐不开，遇事商量起来比朝会还热闹。那些身在高位的老臣对这种情形很看不惯，但女皇的脾气他们都是清楚的，哪敢说什么呢？而喜好戏谑的风流文人就不一样了，多有嘲讽时弊者……
这一日朝会已毕，武曌刚回到武成殿，通事舍人沈佺期紧跟着送来奏疏，正欲阅览之际，监察御史纪先知求见，上殿施礼已毕，立刻献上一张纸。武曌定睛一看，是一首颇为滑稽的诗：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
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
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
补阙、拾遗多得车载斗量，侍御史多得可以拿耙子搂，校书郎就像用模子扣出来的，司刑寺的官不懂律条，太学博士不通经典，糊里糊涂的存抚使，有眼无珠的女皇！
纪先知本身就是个试官，这首诗也骂到了他，岂能不怒？于是他气急败坏道：“朝廷选才乃为社稷，岂容无状之徒讥讽？况陛下用人何尝不加甄别？试官又何尝有评事、博士？这分明是讪谤朝政、辱骂陛下，实在有伤国体，臣恳请将作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