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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鬼子“扫荡”之前，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路军总部对鬼子的所有计划全都了如指掌。
然后，从上面下来命令和各种通知，下面的各级干部就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
既然是早就安排好的，那么不管是路军作战部队，还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直到最下面的老百姓，每个人应该什么，就全都有了明确的分工。
剩下的就是等着了，等到鬼子按时出来扫荡，鬼子也是非常守规矩地开开炮向路军和老百姓通报，于是路军和老百姓也就按安排好的，开始动作。
路军这边都是按照听到的鬼子的炮声作信号和目标，或者是转移到山里，或者是保护党政机关撤退，有时候鬼子闹得凶了，也派人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
地方部队和民兵就在当地埋地雷，指挥老乡转移，如果有闲功夫，就钻钻地道，找个空子给鬼子来一黑。
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拿上牲口，跑到每次扫荡都去的野地或者山沟里躲起来，妇女应该做针线活的继续做针线活，青年还照常学文化之类的，弄得跟野营差不多。
鬼子这边也是配合得非常好，进了村子，没找到粮食，瞎转悠一阵，完了带来的粮草就吃光了，也让路军打死打伤了几个人，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
接着是路军主力看准落单的鬼子或者伪军上去揍一顿，消灭鬼子伪军，其他的鬼子赶紧加速撤退。
路军部队又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来重建家园，然后又是敲锣打鼓，庆祝反扫荡胜利。
虽然说鬼子比路军强大，但是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军队，军事行动都要经过准备时间，军事行动结束之后，都要进行部队上的休整。
鬼子扫荡一次，基本也会需要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休整和准备时间，等到闲得难受了，就又想起来出来扫荡了。
双方配合得好极了。
到了最后，甚至出现了路军方面做好了一切对付扫荡的准备，鬼子到点了却没来，有事耽误了，或者是没准备好作战用的物资，路军根据地的老百姓还着急起来，都说，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
赶紧扫荡完回去，我们还得忙活干活呢！
鬼子方面也发现问题不对，鬼子在开会总结经验的时候，也一再指出，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
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
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在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
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
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当时无论是路军，还是鬼子，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因为，**日裔党员中西功和他的中国战友完全控制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军部情报系统，并且能够极大地影响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原因。
在有这样准确的情报下，在有路军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安排下，仍然有人被扫荡的鬼子发现，杀害，那真是自己倒霉了。
可是，1942年5月，中西功在受到鬼子的严密监视，在送出鬼子即将扫荡的消息之后，前往杭州，希望能够找到新四军游击队，撤退出去。
这时他已经无法得到更多的关于鬼子扫荡的情报，随后他就被捕了。
而此时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已经换成了冈村宁次，这是一个和以往的鬼子完全不同的非常狡猾的鬼子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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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是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现代历史都有决定性作用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他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
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
传说这个家族的祖先是明初的开国第一名将徐达，明亡才流落日本，所以从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
不知道为什么鬼子老是爱说自己是中国某某人的后代，还曾经有人拿出家谱，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可是据中国人考证，杨贵妃当年不可能去日本。
冈村宁次1921年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这时他参拜了也在欧洲老窝，寻找发动战争理论的鬼子皇太子裕仁，于是冈村宁次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支持鬼子皇上后来要发动的侵略战争。
同年10月27日，冈村宁次在德国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立誓打倒军队中的长州阀元老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势力，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乌之盟。
这一天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
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4个人——东条英机。
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可是在巴登巴登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罗。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三羽乌”从不是长州藩出身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
这又要说明鬼子皇上和长州藩的仇恨渊源。
长州藩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伙封建军阀，从头至尾致力于以武力攘夷，幻想着用武力就能解决外国人经济侵略。
而萨摩藩是另外一伙封建军阀，主张公武合体，就是尊天皇以幕府推行维新。
这样，长州藩就和鬼子皇上有很大距离，而萨摩藩则是一直维护鬼子皇上的。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国际大形势下，武力攘夷已经做不到，长州藩于是发动政变，却惨遭失败，所以萨摩藩立场偏向幕府，参加了对长州藩的镇压。
这样长州藩、萨摩藩、鬼子皇上的仇口就结下来了。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小鬼子内部都是废物，没有一个能统一天下的伟人，几个军阀谁也不能灭掉谁，最后只好就这么对付着维持下去了。
鬼子进入近代之后，政府和军队形势改变，最后发展起来，于是由长州藩掌管陆军，萨摩藩掌管海军。
后来的鬼子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仇恨，也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中国方面完全不必因为国共双方的关系而耿耿于怀，当时侵略中国的鬼子的陆军和海军的关系也不过如此，两支军队也是既有合作，又都恨不得一把掐死对方。
鬼子方面的陆军和海军方面闹得丑态百出，即使同一种军需品的生产日本陆军和海军都不会在同一车间生产。
要建两个车间，一个挂的牌子是“日本陆军大臣指定生产”，一个是“日本海军大臣指定生产”。
到了二战结尾时候，在太平洋岛上，断粮的陆军士兵经常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宰了吃。
到了二战结束，审判战犯的时候，鬼子皇上行贿了美国各个官员，不但自己逃脱了惩罚，也尽量保护了自己的派系。
被审判并判刑的大多数日本战犯多为长州藩陆军将领，萨摩藩海军的战犯受审并被判刑的却寥寥无几。
但是在当时鬼子皇上还只是太子的时候，他还是要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争取控制陆军的。
于是冈村宁次就要替太子拉拢一些不属于长州藩的陆军军官。
这些人是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
这些人中很多人的名字是连我们这些普通人都熟悉的，他们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巨大罪恶战争罪行如发动了南京大屠杀等的刽子手。
1923年冈村宁次争取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职务。
不久因为大量由鬼子开办的上海纺织厂对中国工人压榨残酷，工人罢工，日本老板当众杀了中国工人领袖顾正红。
冈村宁次巧妙的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
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冈村宁次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事变，出兵中国上海。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
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
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
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
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8年，冈村宁次组建第十一军，攻占了武汉。
在这期间，冈村宁次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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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路军方面还在各个司令部轻松愉快地等着传来鬼子是向那个根据地扫荡的情报的时候，冈村宁次指挥的惨绝人寰的冀南“四二九扫荡”、冀中、太行山根据地“五一大扫荡”开始了。
冈村宁次故布疑阵，使用大量特务，散布假消息，然后接连使用突然袭击、“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等战术，以优势兵力对几个路军根据地实行各个击破，路军立刻陷入了极其狼狈的境地。
沈擒龙到达路军总部的时候，路军总部正在因为冀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异常忙碌，对于自身的防御完全没有注意到。
沈擒龙他们赶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接待他们。
过了一阵，才有人安排他们中间的各种干部到应该的地方报到。
但是，那些报到的干部马上协助原来的干部，把沈擒龙他们带来的那些电台进行掩埋，实行了坚壁清野。
沈擒龙和两个无线电培训班的干部跟着把几十台电台掩埋起来，他们一边埋，一边感到十分痛心。
因为，这时路军的物质条件极差，他们还不具备对贵重物品进行处理的能力，这些珍贵的电台和零件，可能会因为潮湿之类的原因而受到彻底的损坏，无法重新使用了。
沈擒龙他们和当地的干部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路军就是这一点好，大家心理都十分纯洁，为了抗日，都积极工作，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领导监督，暗中偷懒。
沈擒龙一边进行电台埋藏之后的伪装，一边抓紧时间，向路军总部的干部了解情况。
路军总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