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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后，府兵制坏，而藩镇之兵兴。内之则禁军强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至不能给宿卫。宰相张说，乃请以募兵代之，号曰扩骑，以充宿卫。外之则有藩镇之兵。又有所谓禁军者，初以从定天下，不愿散归之士为之；授以渭北闲田。其后增置渐广。中叶后，原驻陇右之神策军，入京师，列为禁军。德宗自奉天还，始统以宦官。其时各方分戍之兵，饷精皆薄，而神策军独厚；遂皆请遥隶焉。于是宦官之势骤盛。终至把持朝局，与唐偕亡。＇
＇自有藩镇之后，地擅于将，将又擅于兵；节度使之废立，每操之军人之手。五代时天子之兵，其实仍即前此藩镇之兵，故视置君如弈棋也。周世宗始大革其弊，又务弱外州兵，以强京师。＇宋惩藩镇之弊，将全国强兵，悉隶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谓之禁军。诸州厢军，给役而已。
后禁军数多而不可用。王安石裁其大半。＇置将分驻，以代番戍。＇创保甲之法，渐次练为民兵；＇变募兵为民兵；募兵阙额，则收其饷，以供保甲教阅之费。于是民兵盛而募兵衰。＇亦未有成。＇元祐以后，保甲教阅之制既废，蔡京为相，又务封桩缺额军饷，以充上供；而民兵亦衰焉。＇
南渡后则恃屯兵为固。＇南宋之兵，多出招募及招降群盗。其从高宗总宿卫者，为杨沂中之兵。此外则张浚、韩世忠、岳飞、刘光世之兵最盛。四川之兵，多皆并于吴玠。杨沂中（中）及韩（后）、岳（左）、张（前）、刘（右）之兵，初称御前五军。刘光世死后，其众叛降齐，以吴玠之兵升补。时张、韩、岳之兵，为三宣抚司，分驻于外。秦桧与金言和，乃罢之。虽仍驻扎外州，而直隶朝廷，帅臣不加节制。设总领以掌其财赋，并带报发御前军马文字之衔焉。＇
明卫所之制，类唐府兵，实亦近法元之万户分屯。＇其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每所设总旗二，小旗十人。其取兵之途有二：一曰从征，二曰归附。此外又取之谪发。凡诸卫皆隶于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兵领之。师旋，则将上所佩印，兵士如归卫所。＇
清制兵有1。八旗＇清制编兵，起于佐领。每佐领三百人。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都统一。其后得蒙古、汉人，皆以是编制之，是为八旗兵。＇分（1）禁旅、＇驻直隶、奉天。＇（2）驻防。＇驻其他各省＇2。汉兵谓之绿旗，后通称绿营。＇乾、嘉以前，出征多用八旗，内乱则多用绿营。＇中叶后有勇营（湘、淮军皆勇营）。同治大乱平后，抽练绿营兵，谓之练军；又或以勇丁补绿营之缺，意在裁勇营而使绿营亦强也。然未有成。
中国宗教之变化。在列国分立时代，止有保护一地方一部族之神。全国统一以后，渐发生为全国各阶级各民族所共同崇拜之宗教。此时吾国之旧宗教，乃集合而成道教；将前此崇拜之对象，概行网罗，而编成一系统（自然随时随地又有不同）。道教教理，并无足可取，且亦说不出有甚教理（马贵与言道家杂而多端，其多端中，又或自相矛盾，如清虚与符篆丹鼎等即是）。然卒与佛教并峙者，即以此等崇拜之对象，不能骤废；而佛教又不能包容也。儒家放弃灵魂界，道、释二家皆放弃俗生活方面之权利，而道、释亦各有分野，不相冲突。此为中国宗教优于西方之点。所谓三教，乃为政府所承认者。此外反政府或反抗现社会组织之宗教，亦尚不乏；并有托诸释、道者；统治阶级，概目为邪教。＇旧约全书耶和华仅保护以色列一族，即原始神之褊狭性也。中国古代，盖亦如是。＇
儒家之真精神，贯注在社会政治方面。其视为重要之问题，为教养二者。宋儒尚承袭此精神。养之问题，偏重于平均地权；教之问题，必求其百废俱举。故正统派之宋儒，多主张井田封建（因读古书，在封建时代政治，非如后世之放任。不知此为部族时代之遗迹，误以为封建政治之效果也）。又多欲以冠昏丧祭等礼，社仓乡约等法，行之于一地方（教之事）。至宋儒之哲学，又有受佛家之影响者，讲“国学概论”时已言之，今为时间所限，不再赘。
印刷术之发明，于文化之传播关系最大。可看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本）。
中国近代与西洋交通以来，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每易生停顿状态，非加之以外力，则不生变动。
前此所受之外力：（1）北族之武力，不能摇动我之文化。（2）西域、印度之文明，或无物质的基础，或仅枝节之技术。至近世欧美实业革命，社会之组织，随之而起变化；我亦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迄今犹在动荡之中。然必能合全世界而产生一种新文化，可知也。
窃谓今后文化变动之方向，在于社会力量之苏生。盖古代部族，原属博爱、自由、平等，特限于部族之内，而不能及乎其外。人类在物质方面，必求劳费少而报酬多；欲达此目的，必求分工合作范围之扩大；故分立之团体，不得不合而为一；而当其合并时，并非有意识的为之；于是从有组织变为无组织，此团体与彼团体（国家、民族），一团体之中，此阶级与彼阶级，利害日趋于背驰，或以智取，或以力征，而人道苦矣。
人为环境的产物，而环境之中，又以社会的环境为更切。故欲恃前此之观念论，以改良社会，必无此理。而不得不举社会之组织而改变之。举社会之组织而改变之，必须有一种力。此种力必不能恃今日之所谓国家，无待再计也——以国家恒为一阶级所把持也。但非谓国家在目前即可废弃，因外侮来时，国内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利害，即暂归一致。此今日民族主义，所以大显光芒，而民生主义，一若奄奄不振之故。
放开眼光看，现在世界的情势，是物质的及人类真正的精神求其合，而特殊的阶级求其分——因其利益在于分，其意识自亦蔽于分。最为世界观大同的障碍的，大约有几端：（1）民族的界限。（2）国家的组织（因其实为一阶级所蟠据，固亦有可利用之时。然在真正进化的路上，则因其蔽于阶级之偏私；且其本身之发达，嫌于庞大，以致不切实际；而又有过大之威权）。（3）家族。＇起于女性的奴役＇（4）交换制度。因人类为环境所铸造，而社会之组织，必随经济状态而变化。故欲图改革，必有其物质的基础——前此孔、佛、耶等大宗教，及诸圣贤豪杰改革之所以无成，皆因缺此基础故。今者生产工具及劳动力之集中，已借（或可借）资本主义造成。所缺者，最后之一转移而已。此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方向，能否改变，此则今后数十百年人类祸福之所系也。
第84章 历史研究法（1）（）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为准；即置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被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兵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当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著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