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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必释经，儒家通义，故汉儒治此者，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释之。至杜预，乃自立体例，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于是左氏一书，始离公谷而独立矣。今学说六经，皆以为孔子之制作，古学家乃推诸周公。杜预以“凡五十为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明之。其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变例”。而六经出周公之说，益完密矣。杜预亦古学之功臣也。释例一书，已散入疏中，仍别有单行之本。此可考见杜氏一家之学耳。不独非春秋义，即汉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两书。左氏之专用杜义，亦唐定正义后始然。前此主贾、服诸家者，与杜相攻颇甚；刘炫规过，尤为有名。今之孔疏，往往袭刘炫规过之词，转以申杜。刘文淇曰疏考证，将今疏中袭用旧疏者，一一考出，颇足考见孔疏以前之旧疏也。
左氏一书，本只可作史读。故杜氏治此，即于史事极详。释例而外，又有世族谱盟会图长历，以考年月事迹世系。后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当推马骕左传事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两书。事纬系纪事本末体，读左氏时参检之，可助贯串。大事表一书，将全书事迹分门别类，悉列为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尤必须一读。不独有裨于左，兼可取其法以读他书耳。唯以左氏作史读，亦有不可不知者两端：（一）则左氏记事，多不可信。前人论者已多，无待赘述。（二）则左氏记事，亦有须参证公谷，乃能明白者。公谷述事，本为解经，故其所述，但取足说明经义而止，前已言之。左氏则不然，故其记事之详，十倍公谷，且皆较为可信。如邲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据左氏，则先以和诳晋，继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之说，盖杂以解经者之主观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时，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断句者。然如此，则晋人“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以佚晋寇”之说，乃知庄王此役，虽蓄谋以败晋军，而初不主于杀戮；故其吓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之语，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讥晋师多而其将师不能用，殆非也。此则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并不能明左氏者矣。举此一事，余可类推。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谓其不近情理；其实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条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即如春秋所记，诸侯盟会，前半皆寥寥数国，愈后而其国愈多。若拨弃公羊之义，即作为史事读，岂春秋诸国，其初皆不相往来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别为一派。其端实启于唐之啖助、赵匡。二人始于“三传”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经文。啖、赵皆未尝著书。其弟子陆淳，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赵之说。宋儒之不守“三传”，亦与啖、赵同；而其用意则又各异。宋儒所著之书，以孙复之春秋尊王发微、胡安国之春秋传为最著。孙书专主尊攘，盖亦北宋时势始然。胡传本经筵进讲之书，时值南宋高宗，故尤发挥大复仇之义，欲激其君以进取；意有所主，不专于说经也。明初颁诸经于儒学，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学出程氏，遂取其书。学者乃并“三传”而称为“四传”焉。宋人讲春秋者，多近空谈；既未必得经之意，于史事亦鲜所裨益。非研究宋学者，可以不必措意。
七、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诗书礼易春秋乃汉人所谓五经。论语孝经汉人皆以为传。（孝经虽蒙经名，亦在传列）孟子在儒家诸子中，尔雅则汉人所辑之训诂书也。自宋代以此诸书，与“五经”“三传”及小戴礼记合刻，乃有“十三经”之名；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乃又有“四书”之名。经与传之别，自西汉专门之学亡后，实已不能深知；今日研究，传且更要于经，说见前。亦不必更严其别也。今就此诸书，略论其读法如下。
四书之名，定自朱子；悬为令申，则始元延祐。然汉志礼记之外，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说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则礼记外有别行之本，由来已久。大学，唐以前无别行本，而书录解题有司马光大学中庸广义各一卷；亦在二程之前。王安石最尊孟子，司马光、晁公武却非议之，未免意气用事。宋礼郑韵略所附条式，元祐中即以论孟试士，则尊孟亦不始朱子矣。又朱子所定四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次。后人移中庸于大学之后，则专以卷帙多少论耳。
第17章 经子解题（10）（）
朱子于四书皆有注，乃一生精力所萃。其于义理，诚有胜过汉儒处，不可不细读也。欲窥宋学之藩者，读此四书之注亦甚好。朱子注四书，大学分经传，颠倒原次；中庸虽无颠倒，分章亦不从郑氏，故皆谓之“章句”。论孟则聚众说，为之注解，故称“集注”。朱子注此四书之意，别著或问以发明之；然其后于集注又有改定，而或问于大学外未及重编。故或问与四书注，颇多抵牾；文集语类中，有言及注四书之意者，亦不能尽合，不得据或问以疑四书之注也。
论语有鲁论齐论及古论之别。鲁论篇次与今本同。齐论别有问王知道二篇。二十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古论云出孔壁，分尧曰后半“子张问”以下，别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次亦不与齐论鲁论同。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已乱齐鲁之别；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则并齐鲁古三者之别而泯之矣。魏何晏集诸家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即今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也。梁时，皇侃为之作疏。宋邢昺疏，即系据皇疏删其支蔓，附以义理者。梁疏后亡佚，迄清代乃得之日本焉。古论云有孔安国注，今见集解所引，盖亦王肃所伪，其后此注亦亡；清时，歙县鲍氏，云得其书于日本，重刻之，则又六朝以来伪物也。论语一书，皆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说颇平易可信。书系杂记，无条理。正义篇篇皆言其总旨及章次，殊属不必也。清儒作新疏者，有刘宝楠论语正义。
孟子一书，存儒家大义实多。他姑勿论，民贵君轻之义，非孟子即几于泯殁不传。此外道性善、明仁义，亦皆孔门大义，至可宝贵。康有为谓孟子传孔门大同之义，荀卿只传小康；合否今姑勿论，要其为书，则远出荀卿之上，非他儒书所得比并，真孔门之马鸣龙树矣。又孟子书中，存古经说甚多。其言春秋处，今人已多知之；言尚书处，则知者较鲜。予按万章上篇，言尧舜禅让事，无一不与书大传合者；盖今文书说，亦民贵君轻之大义也。若无此义，则尧典一篇，诚乃极无谓之物矣。古有赵岐注，颇无味。阮氏校勘记指其注“摩顶放踵”处，与文选注所引不合，疑亦有窜乱也。疏题宋孙姡В瞪畚涫咳怂保鸭啊Ｇ迦遄餍率枵撸薪寡澹┒�
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为伪书。然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之，则姚说未当。此书于甚精义，而汉儒顾颇重之者，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纬书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可见汉人重此之心理）此书亦有今、古两本。今文注出郑玄，传自晋荀昶；古文出于刘炫，多闺门章四百余字。唐开元御注用今文，元行冲为之作疏。宋邢昺疏，即以元疏为蓝本。清儒治此者，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此书无甚深义，一览可也（孔门言孝之义，长于孝经者甚多）。
尔雅乃训诂书，后人亦附之于经。其实非也。张楫上广雅表谓“周公著尔雅一篇。释文以为释诂。今俗所传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云叔孙通所补，或云沛郡梁文所考”，要之皆无确据。予按古人字书，共有三种：（一）四言或三七言韵语，自史籀篇以下皆然。王国维说。乃古人识字之书，与今私塾教学童读三字经千字文同法。（此事盖沿之自古，予别有论）（二）以字形分部，如今之字典，始于许慎之说文解字。（三）尔雅，今之词典也。此本抄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亦必有增改，无所谓谁作。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释兽中狻麂即狮子，出西域；囗鸠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囗囗出乐浪、潘国；囗囗虾出秽邪头国；皆非战国前所有，明为后人增益。正如神农本草经有汉郡县名耳。此书专治小学者，宜熟读之；否但粗加涉猎，随时查检即可。清儒新疏，有郝懿行义疏、邵晋涵正义两种。
论读子之法
“吾国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为后起之物，古代只有经、史、子三者。经、子为发表见解之书，史为记载事物之书。”已见前。逮于后世，则子亡而集代兴。集与子之区别，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勉强设譬，则子如今之科学书，一书专讲一种学问；集如今之杂志，一书之中，讲各种学问之作皆有也。
子书之精者，讫于西汉。东汉后人作者，即觉浅薄。然西汉子书之精者，仍多祖述先秦之说；则虽谓子书之作，讫于先秦，可也。然远求诸西周以前，则又无所谓子。然则子者，春秋、战国一时代之物也。其故何邪？予谓专家之学兴而子书起，专家之学亡而子书讫。春秋战国，专家之学兴起之时也。前乎此，则浑而未分；后乎此，则又裂而将合。故前此无专家之学，后此亦无专家之学也。请略言之。
诸子之学之起源，旧说有二：（一）出汉志，谓其源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要略，谓皆以救时之弊。予谓二说皆是也。何则？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且何解于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根本仍复相同邪？见下。天下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势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学，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此犹今人好言社会主义，谓其原出于欧洲之马克思等可；谓由机械发明生财之法大变，国民生计受外国之侵削，而国内劳动资本阶级亦有划分之势，因而奋起研究者多，亦无不可也。由前则汉志之说，由后则淮南之说也。各举一端，本不相背。胡适之撰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极诋汉志之诬，未免一偏矣。
人群浅演之时，宗教哲学，必浑而不分；其后智识日进，哲学乃自宗教中蜕化而来。吾国古代，亦由是也。故古代未分家之哲学，则诸子之学所同本；而未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