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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本文既经熟习，训诂亦有相当门径；要研究古史的，自可进而阅读各种注、疏。（疏谓注之注，非专指汇刻之十三经注疏言）但在阅读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简单的预备。因为解经大别有汉、宋二流，讲义理别是一事，治史则旨在求真，汉人之说，自较宋人为胜；（汉儒理解之力，远逊于宋儒。但宋儒喜据理推论，而不知社会之变迁，多以后世情形论古事，每陷于错误；汉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较多，其言有时虽极可笑，究于古事为近真）而汉学中又有今、古文两派，对于经文的解释，甚至所传经文的本身，都时有异同，亦必须通知其门径也。学者于此，当先读陈恭甫的五经异义疏证。此书乃许慎列举今古文异义，加以评骘，而郑玄又对许氏加以驳正者，今古文异义重要的，略具于此。（今古文说，初非每事俱异。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学月刊撰文，欲依“立敌共许”之法，取经文为今古文家所共认者，立为标准，然后据以评定其异义。不知异义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评定者也。不然，从来治经者，岂皆愚囗，有此明白简易之法而不之取邪？况就今学立场论，经文并不重于经说，因经学所重在义，义多存于口说中；且经文亦经师所传，经师所传之经文可信，其所传之经说亦可信，所传之经说不可信，则所传之经文亦不可信。朱氏偏重经文，即非立敌共许之法也）次则白虎通义，为今文经说的荟萃。此书有陈卓人疏证，浏览一过，则于经学中重要的问题，都能知道一个大概，然后进而求详，自然不觉费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见。（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现在不易得。此书论今古文之异，原于一为齐学，一为鲁学，实为经学上一大发明。又前此分别今古文者，多指某书为今文，某书为古文；其细密者，亦不过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至廖氏，始知古书编次错乱，不但一书之中，今古杂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分别今古文者，宜就其内容互相钩考，方法可谓最密。廖氏中年以后，学说渐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此书如能得之，可以一览，卷帙甚少，不费时也）经、子所重，都在社会、政治方面，此于治经、子者固为重要；于治史者实更为重要也。异义三卷，通义十二卷，日读一卷，不过半个月；合诸前文所举，历时亦仅两年耳。
经学既有门径，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细读子之本文。古子书重要的有，老子二卷，庄子十卷，（列子系晋张湛伪造，中亦间存古说，初学可暂缓。荀子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学，道原于墨，见其书中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至惠施、公孙龙等而恢廓，见庄子天下篇。名家之书，今有公孙龙子。其书汉志不著录，必非古本；但辞义古奥，不似伪造，盖古人辑佚之作，初学可从缓）管子二十四卷，韩非子二十卷，商君书五卷，孙子一卷，（吴子一卷，司马法一卷，亦出辑佚，无甚精义，可从缓。六韬，论者以其题齐太公撰而指为伪。然古书用作标题之人，本不谓书系其人手著，特谓其学原出此人耳。此说并亦不足信，然与书之真伪无关，因此乃古人所谓“名其学”，当时学术界有此风气也。六韬决非伪书，然多兵家专门之言，初学亦可暂缓）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此书虽出汉世，多述古说，与先秦诸子无异），其周书十卷，此书世多称为逸周书。逸乃儒家所用之名词，诗、书等不为儒家之经所取者，则谓之逸。不站在儒家之立场上，实无所谓逸也。（此书与儒家所传之尚书，体裁确甚相似，然述武王灭殷之事，即大不相同，可见古所谓书，亦春秋、战国时人作，其原出于古记言之史，然决非当时史官原作也）战国策三十三卷，旧入史部，然周书实兵家言，战国策实纵横家言，鬼谷子伪书，且无价值。并诸子之一；山海经十八卷，旧亦入史部；楚辞十七卷，则入集部，二书中藏古神话最多，且最真，说已见前，并宜阅读。诸书合计二百二十二卷，日读一卷，费时亦不及两年也。注释可择浅近易晓者读之，亦与读经同。
第104章 中国史籍读法（8）（）
读古史必求之经、子，可试举一事为例。秦始皇之灭六国，实变诸侯割据的封建国家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距今（一九五四年）不过两千一百七十五年耳。自此以前，追溯可知的历史，其年代必尚不止此。中国以中央集权成立之早，闻于世界，然其与诸侯割据之比尚如此，足见其事非容易。此自为历史上一大转变，然其事迹，求诸古代的记载，可见者甚少；而求诸古人学说之中，则反有可见其概略者。经书中言封建之制：今文为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篇）古文则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诸子之说，大致皆同。（诸子书管子多同古文，因其与周官同为齐学也。余皆同今文。观诸子书不与今同，即与古同，即可知其非无本之说也）古书所言制度，非古代的事实，而为学者所虚拟的方案，理极易明，无待辞费。然思想亦必有事实为背景；而向前看，非向后看之理，昔人不甚了解，故其思想，又必较时代为落后。然则今文家的学说，盖出春秋时，而其所欲仿行者，为西周初年的制度；古文家的学说，盖出战国时，而其所欲仿行者，为东周初年，亦即春秋时的制度。何以言之？按谷梁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为立国自有其一定的大小，不容强事扩张，亦不容强加限制的原因。左氏说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此语当有所本。易讼卦：“其邑人三百户。”疏云：“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吕览谓“海上有十里之诸侯”（慎势篇），论语谓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宪问篇），正指此。然则夏代的名国，在东周时，仅为小国下大夫之封了，可以见其扩张之迹。方百里之地，划为一政治区域，在中国行之最久。此其形势，盖确定于春秋时。方七十里、五十里及不能五十里之国，在西周时，盖尚当获厕于会盟、征伐之列；然至东周之世，即浸失其独立的资格，而沦为人之私属；（如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齐人请邾，宋人请滕，以为私属，二国遂不与盟）而其时的大国，却扩充至五百里左右；（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齐，兼五侯地。皆后来开拓的结果，说者误以为初封时事）据此形势而拟封建方案者，就起于百里而终于五百里了。然大于百里之国，初非将百里的区域撤销，而改组为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的区域；乃系以一较大的区域，而包含若干个方百里的区域于其中。观楚灭陈、蔡，以之为县；（左氏昭公十二年）晋亦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并小都、乡、邑聚以为县；（史记商君列传）而秦、汉时之县，仍大率方百里可知。（汉书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层的官治单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变，所以说行之最久。而五百里左右的政治区域，则为郡制成立的根源。此为郡县制度发生于割据时代的事实，亦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孕育于诸侯割据的封建制度之中。至于方千里之国（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产说其时的大国，“地方数圻”，圻、畿一字，则又大于方千里。盖以其幅员言之如此；其菁华之地，则不过方千里而已，犹后世内地与边郡之别也），则今、古文家同谓之王，在周以前，从无封国能如此之大，亦从无以此等大国而受封于人的，所以拟封建方案者，并不之及了。（楚、汉之际及汉初封国，有大于此者，然只昙花一现而已）古人立说，主客观不分，将自己所拟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实，混为一谈，遂使人读之而滋疑；然苟能善为推求，事实自可因之而见。且如今文家说巡守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这无论其都城在何处，巡完一方后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东径往南，自南径往西，自西径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论，都无此可能，其说似极不可信。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载晏子说巡守之制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则后世知县之劝农耳，何来不及之有？古人所拟方案，皆本于此等小规模的制度而扩大之，而其方案遂实不可行；使其纯出虚构，倒不至于如此不合情理了。足见其中自有事实，可以推求也。举此一事为例，其余可以类推（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恒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隐藏着早一期的事实；古文则反是。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数，即多于今文）。
职是故，刘子玄所谓“轻事重言”之说，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经、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极大折扣。因为随意演说的，往往将其事扩大至无数倍也。（如禹之治水，如今尚书禹贡等所说，在当时决无此可能。此在今日，已无待辞费。书经皋陶谟＇今本分为益稷＇，载禹自述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多数。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义，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则谓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沟渠。然则禹之治水，不过将境内的沟渠，引导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孟子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