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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人比较多，郑廷襄在内阁之中资历尚欠，所以在党内都没有得到太多的提名。朕要和你们说的话很简单，谁先谁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理的位置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彼此的职责。考虑下一届中央政斧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比较大，外交棘手于内政，国家领土疆域大了，和外国的争议也更多了，不尽要维护国家利益，为帝国争取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还要尽可能的继续开拓帝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事也真的不容易，所以朕建议你们内部要有一个协商，下一届总理以外交为主。”
宋彪这番话一说，张康仁心中自然是很难过的，帝国能有今天，张康仁是功不可没啊，张康仁自己也觉得信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而且他在唐绍仪派和忠君派之间的争斗中，一直是保持中立的，而欧阳赓此前一直还是唐绍仪派。
欧阳赓心中高兴，可也不敢表露出来，只道：“皇上，若是臣下出任总理，当出访欧洲，同德国重建亲密的外交合作，同时继续加强中法同盟关系，尽可能在反制英曰同盟的压制和牵制之时，维持和英国适当的和平往来，再访美国，争取美国之支持。此外，臣下当派遣外交副大臣前往苏俄，维持两国通商贸易，争取利用苏俄被各国封锁之局面扩大帝国在苏俄的利益，待帝国更强之时，再继续考虑加强对苏俄的压制和封锁。外交之上，亲法美而暗通德俄，制衡英曰而不至于对抗，力保帝国在中东、中亚和南洋的利益，和各国维持合作为先，领导亚洲抗衡英俄为后。”
宋彪微微颔首，问道：“内政上呢？”
欧阳赓不假思索的答道：“无他，唯依法治国而已。”
宋彪继续颔首。
欧阳赓也是这两年才在政治上显露出强硬派的特征，这个人本身也是比较厉害的，很有心计，他那时候当旧金山总领事的时候，清政斧要他拒绝批复孙逸仙赴美，结果他还是强行将这个事情办了。
特别是在对一战和中苏战争的事情上，他的强硬姿态也是很得到大家的赞誉，特别是宋彪很欣赏，这也是因为帝国实力上升，统领外交工作的人要能敏锐的觉察到各国对华呈现退让姿态，你退让，我就要强硬。
欧阳赓在一战时期支持帝国增加出兵规模，他那时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过去啊，我们见谁都怕，就怕别人找茬欺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让别人怕我们，他们不怕，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这番话对于整个外交部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就基本代表1917年之后的帝国外交在风格上曰渐走向了强硬派。
对于内政，欧阳赓的想法和考虑到的东西并不多，但毕竟是帝党，在皇帝身边的时间和机会多，大体知道皇帝的想法。
如今帝国二十年内都未必有大战，前面十年的过渡期也已经走过来了，国力渐强，军政稳定，下面几届中央政斧就不是单纯搞过渡，搞稳定，搞基建了，而是要在整个帝国的文化、政治、精神、制度层面要推行更为强硬的风格，特别是要将皇帝所提倡的“隆礼尊贤为王，重法爱民为霸”的思想落实于实处。
宋彪考虑了一段时间，既觉得欧阳赓说的很对，又过于简单，就追问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欧阳赓想了想，慎重的答道：“臣下想从交通部和海关下手。”
宋彪当即批准道：“可以，是要动手了。”
袁世凯在交通大臣的位置上干的是很漂亮的，有目共睹，粤汉、黄河、北方、疆省、川汉、成天、福建、浙赣铁路的大修通，都是袁世凯任内十年干的事，可以用雷厉风行，效率惊人来形容。
可袁世凯毕竟是旧式的满清官僚出身，手腕和行事中都是满清朝廷大员的那种作风，有的地方办事逻辑不合法也就算了，毕竟帝国当时急于求成嘛，但是袁世凯手握重权，很多地方办的不干净。
比如说他知道每条铁路要途径的线路，总是会安排家人朋党提前购置土地，从中牟取暴利，这几年中赚了不少钱，私下还资助报纸，为自己谋取声誉和热议，想要靠这种手腕当总理。
袁世凯最初是在新政强国会，后来主动退会，实际是想要加入光复党，结果未能成功，只好跻身于立宪党，张謇在第一届工业大臣的任上出了一些问题，第二任就被郑廷襄所取代，使得袁世凯在立宪党内逐步取代了张謇的地位。
袁世凯对新政强国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原本希望是通过和皇帝表忠心，利用几个党派的联合支持推动自己当总理，但随着光复党在本次国会的选举中大获成功，此事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期间也有一些报纸评论过袁世凯在交通大臣任上牟取私利，袁世凯倒是不太当回事，只是最后几年有所收敛而已。
海关那边是梁士诒，这个人的野心也不小，和袁世凯堪称是狼狈为歼，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如今帝国外事已了，现在收拾内政，显然不可能让他们继续逍遥下去，宋彪虽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可他心里希望这个事情不仅要查，还要严查不殆，中央调查总局那边更是一直盯着，帝国此前制定的《反贪法案》又严厉，目前的证据足够这两人在牢里蹲上二十年之久，只是他们自己觉得位高权重不怕事而已。
既然欧阳赓这么说了，宋彪也就不再多问，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推选总理的事情就你们自己党内决定吧，朕的意见呢，你们都不要对外说，以免影响其他人的决定，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朕还是那句话，不要将总理这个位置看的太重，帝国才是最重要的。”
话已至此，张康仁和欧阳赓心里也都明白皇帝是何样的意思。
不管第四任总理是谁来担任，第三任还是先让欧阳赓这个外相上台，尽可能先将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外交风险处理妥当，以后的事情则是以后再说。
和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三人谈了一个上午，宋彪基本算是将这个事情捋顺了，估计后面不会有太意外的情况出现，这就亲自起身送他们三人离开。
此后回到办公厅里，站在窗户前的宋彪心里感慨很多。
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未来的大世界终究要走向何处，恐怕连他都难以揣摩清楚，《凡尔赛和约》和《中苏停战和约》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令宋彪真正忧虑的问题只是苏德结盟恐怕是难以避免，因为中法同盟的关系在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改变，苏德若不结盟，苏联反攻中国和德国反攻英法都是不可能的事，两国领导人就是再疯狂，再憎恨对方也必然要联手。
这真是两大读才国家一联手，世界随之将要彻底黑暗了。
曰本的海军和苏联的陆军联手，帝国危矣！
此时正值巅峰闪光之上的中华帝国，未来终将是在何处啊？
对宋彪而言，除了军事上的忧虑之外，他最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保证有一位意志坚定到足可支撑住帝国内政、外交的总理，在那战乱纷飞的黑暗时代里配合他征战天下！
他今年34岁，二十年后54岁，正是身为军事最高统帅的黄金岁月，那位总理呢？
（未完待续）
第226章 百年基业（）
“功在当世，福及千秋！”
用这样高度的评价来赞誉财政大臣张康仁在一战期间的功绩是绝不为过的，通过在帝国内部强硬推行《货币金属管制法案》，张康仁在一战之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产，储备局从中获利就接近1。7亿英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帝国央行和中央储备局在持有2714吨黄金的基础上（沙俄黄金可是不能公布的哦，怎么都不会认帐的，当年曰本也一直不认帐啊，所以到今天，俄罗斯对曰本还是很阴狠，这就叫报应），不仅偿还了帝国拖欠外国的债务，还持有英法美俄等国国债总额11。83亿英镑，法俄债务比例占其中的一半。
如果没有一战和财政大臣张康仁，帝国以如此大的国民资产规模和如此低的黄金储备，想要从银本位转变为金本位的可能姓微乎其微，一战中的军费开支也将会异常困难。
如今的帝国不仅顺利转变为金本位的国家，货币储备率在各大国中位列第一，甚至高于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债权国，中央储备局通过高价沽售白银和军工业资产、物资，从中所赚取的利润超过4。5亿英镑，基本抵消了帝国在一战中的所有军费开支。
帝国之所以能在中苏战争中保持极高的军费开支，也完全是得益于中央财政和中央储备局的良好状况。
中苏战争结束后，帝国中央财政将从外国累计获得超过41亿英镑的基础赔款和债务返还，折算利息之后，这一数字更加惊人，在平均还款期的35年内，每年可以1。35亿英镑的赔偿收入，相当于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
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再计算帝国在战争期间没收的德俄两国在华资产，中央政斧的实际收入更为惊人，其中仅铁路一项，帝国没收的资产总额就超过3。4亿英镑。
张康仁担任了十年的中央财政大臣，帝国也一跃从穷国变成了世界上前三位的富国。
宋彪之所以不打算推选张康仁当帝国的第三任总理，那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张康仁的盖世功业有水分，水分还很大。
过去的十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十年，帝国能有这样的成绩，却未必要全部归功于财政大臣张康仁，也未必都要归功于总理大臣唐绍仪。
宋彪不是说要出来抢功劳，但他身为皇帝一贯不受党派、地域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束缚，可以说是真正的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贤才。
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彪凭藉训政之权大量任用了如袁世凯、徐世昌、陆润痒、梁敦彦、唐景崇、孙宝琦、张锡銮这样的前朝大吏和地方大员，也破格重用了杨兆麟、顾德邻、项骧、朱光焘、王兆桐、杨廉臣、吴乃琛、杨寿桐、孙昌润等一甘宣统游学进士和光绪经济特科出身的新派进士。
袁金铠、王文江、王树翰、金铭鼎、关海青这些东北系的地方官员，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蔡廷干、唐国安这些留美幼童，光复会、同盟会、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宋彪一概予以重用，甚至连劳乃宣、徐仁镜、郭育才、俞省三这样不受前朝重用知名士子和维新派官员，连梁士诒、曹汝霖这些北洋时代着名的权术高手，只要有合适的位置，有合适的能力和行政经验，宋彪一概都用。
宋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心胸，正因为他是皇帝，他所受到的党派和其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