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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执行最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承诺，即在“囚徒困境”中，双方互许承诺，告知对方在下次博弈时会选择对对方有利的行为；当然单有承诺是不可靠的，对方往往还有出卖自己的可能，此时威胁也是一种游戏规则，以避免使自己受到损失，这便是游戏规则的力量，这种带糖也带刺的契约是人们合作的基础和保障。
其实，在生活中，这种承诺和威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女人会告诉自己的丈夫，假如他敢不忠于婚姻，只要被发现一次，就马上离婚，这就是一种威胁，而丈夫出于多方面考虑，会向她发誓，这便是承诺。这些都揭示了人们行事的准则。
至于合作成功与否，关键看承诺和威胁力度有多大。比如一个软弱且遇人不淑的女人，在一次又一次原谅胡作非为的男人时，其结果往往是男人的得寸进尺，因为对方知道无论如何，只要用一些花言巧语就能让女人原谅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的威胁对男人是没有作用的。其他合作也是一样，假如合约对双方的约束力很小，那么合作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如果是一个可信度非常小的承诺或威胁，就好像参加考试的同学承诺在没有老师监考的情况下也不作弊一样，实在难以想象，没有老师监考的考场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是道德非常高尚且极具自制力的人，即使监考老师在场，依然有学生敢顶风作案，这时，假如监考老师制定一条规则，告诉他们假如有同学作弊定然会严惩不贷，比如直接判定考试成绩为零分，学生们便会主动和监考老师合作了。
从现实生活来看，如果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想取得好结果，最佳方法就是合作约束，也就是靠某种形式约束对方，这种形式可以是某种规则，比如法律。
法律是一种规则，也是让人愿意主动遵守约定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在法律的约束下，囚徒困境往往能得以改观。
甲公司和乙公司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甲公司经常向乙公司购买原材料，因为两家公司位于不同的城市，所以两家公司经过商谈之后签下了买卖合同，通常在每周的最后一天，甲公司会把现金打到乙公司的银行账户中，而乙公司则立刻发货到甲公司，如果一方违约，将处以交易额2～6倍的罚款。
事实上，从博弈角度看，假如甲公司和乙公司都是理性的人，那么他们的合作将算是一个有限次数重复博弈，也就是说在没有法律约束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两家公司中无论哪次交易，都可能出现不遵守合约的行为，即使是乙公司货源充足，甲公司现金充足也难以避免这种现象。
可是，在合约约束的情况下，甲公司与乙公司的最佳策略都是合作。假设甲乙两家公司每年的交易都是十次，每笔交易为100万元，双方各获利20万，如果一方违约，则会被罚款200万元以上。
在这场博弈中，甲公司和乙公司都选择合作，双方均收益20万；
如果甲公司付款了，而乙公司没有发货，则甲公司损失100万，乙公司获益100万；
假如甲公司没有付款，而乙公司发货了，甲公司收益则为120万，乙公司损失80万；
双方均未有所动作，则双方收益为零。
很显然，这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在没有合同约束的情况下，双方可能选择不合作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可是在有合同约束的情况下，双方则都选择了合作，因为如果自己违约了，对方将有权罚款，而且有司法部门强制执行。于是理性人也选择了合作的策略，主动完成合约对各方所要求的行为。简单一点说，这其实是一种游戏规则，也就是法律改变了两家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
一种游戏规则能规定对某种行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可是假如惩罚措施缺乏力度，除去惩罚以外，背叛者仍然能从“背叛”行为中获得好处，而且这种好处远远大于他采取合作策略所带来的好处时，那么这种游戏规则则是无效率或者说是低效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游戏规则制定的越严格越有效率。
强制性和有游戏规则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40多年的军备竞赛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规则。虽然这两个国家都签订了一些制止军备竞赛的合约，可是因缺乏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环境，双方依然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囚徒困境”中。
游戏规则也可以是道德上的约束，它是外界强加于人身上的，让人们不能违约，它可以破解“囚徒困境”的问题，化解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冲突，使整个群体走向稳定。比如人们会因为畏惧社会舆论而主动放弃“背叛”，选择合作。
一位动物学家曾经做了这样一个试验：他准备了一只很大的笼子，并在笼子顶端安装了喷水装置，在笼子的另一端挂着一个桃子，还安放了一架梯子直达这个桃子，之后在笼子的另一端放进4只猴子。猴子a发现桃子，可是在它的爪子刚触摸到梯子时，试验人员马上把笼子顶端的喷水装置打开了，笼子内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猴子a马上收同双臂遮住脑袋，其他3只猴子也赶忙用双臂遮雨，等没有猴子触摸梯子时，喷水装置就关闭了。
雨过天晴后，猴子a又准备顺着梯子去拿桃子，可是当它的爪子再次触摸到梯子时，实验人员又开启喷水装置，不过a还是拿到了桃子，但它同时也领悟到桃子和被雨淋之间的模糊关系，于是放弃了再拿桃子的念头，自动返回到笼子的另外一端。
过了一段时间，猴子b准备去拿桃子，它走到梯子跟前，在爪子碰到梯子时，喷水装置开启了，猴子b吃到桃子，可是大家都因此挨淋了。猴子们慢慢发现，虽然有少数猴子吃到桃子，可是其他猴子都被淋湿了，重复了很多次后，有一伙猴子就自觉地行动起来，当另一批猴子被放到笼子里时，它们就会打那个猴子一顿，每当新来的猴子想去拿桃子，以前的猴子就会打它，最后猴子们合作起来，没有猴子去动那个桃子了。
在这个故事中，猴子间产生了“道德”。假如这群猴子能构成一个社会，它们也将告诉自己的后代拿那只桃子对其他猴子不利，所以不要为了自己而拿桃子，因为这种背叛的行为会让大家遭殃，而且自己也会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故事同时也反映了人类道德的形成过程。
虽然人的天性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努力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可是当面对众人的压力时，人们也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利益。不过，这种约束远远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强，在生活中的道德约束失灵也很常见。
博弈智慧
假设一个人捡到很少钱的话，有可能会上交，因为这会为他带来美誉。可是，如果他捡到上百万元的话，则极有可能据为己有，因为道德上的满足感比起巨大的利益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第160章 合作中的道德因素（）
带剑的契约对于保证合作关系是有效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不值得用“剑”也就是法律来保证合作。那么在这时，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均衡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法律是保证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唯一武器，那么博弈策略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作家吴思在潜规则中曾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引子。这个故事来自明史，是一个监察官员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上皇帝，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写了份上疏，说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出书费用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对大臣们说：“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
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又是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吞吞吐吐，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崇祯再次把韩一良和一些大臣召来，当面追问。然而韩一良就是不肯点名。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顶着被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作为给事中，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分内事。因此，恐怕还是一种外在规则的压力，或者说外在规则在其内心中形成的“道德”在起作用，使其坚决不肯背叛向他行贿的人。
上面这个历史故事讽刺性地告诉我们：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从笼子上方垂下一条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个香蕉，上端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可以开启水源。猴子们发现了香蕉，纷纷跳上去够这个香蕉，当猴子够到香蕉时，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大多数猴子被淋湿了。
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发现，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于是，每当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的猴子主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默契，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在这个故事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猴子们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因而取香蕉是“不道德的”，它们便会主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采取不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
博弈智慧
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单纯依靠对手的道德自律来达成合作是不保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交际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动力与压力。
第161章 诚信建立的基石（）
一次性博弈中双方都会为了当前的利益最大化而使出浑身解数，因为行为之后就各走各的路。重复博弈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也成为了诚信建立的基石。
论语学而中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交往的基础在于守信，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