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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自己可能还没有觉得，其实他此举已经和当初纵容魏忠贤揽权的状况差不多，只不过此时的内阁并非某一个人，而是就个人的集体决策。
如今的内阁包括首辅孙承宗，次辅朱延禧、崔景荣、赵彦、李彦，以及大学士叶向高、刘一燝、韩爌，此外就是李彦强烈要求，并得到军队和勋贵支持的王国兴正式入阁，一共九个人。
叶向高等人的任命早已经下达，但是当他们赶到京城的时候，却发现如今的朝廷，比之阉党当政的时候，变化来得更大。
第一次内阁会议，首先发难的并非叶向高，而是大胡子刘一燝指责李彦的所作所为，已经破坏了祖宗的传统，违逆天伦之道。
李彦对此也早有准备，或者说这样的问题已经让人提出过很多次，自然游刃有余地进行了辩驳。
只不过这次有叶向高等人作为首领，反对派的声势更加浩大，争论的战场从内阁，发展到朝议，再到报纸之上，最后一直闹到御前。
李彦已经将此事原原本本告诉朱由校，而在朱由校看来，双方的争议主要就是叶向高等人要他亲自处理那些麻烦事；而李彦的办法则要求内阁和百官先把事情处理好了，最后向皇帝汇报就行。
就朱由校个人的想法来说，无疑是李彦的办法更好，虽然叶向高等人认为李彦的一些做法，已经损害到皇帝的威权；但李彦也同样高举维护皇权的做法，因为内阁的决策，皇帝如果不同意，还是可以否决的，如果内阁坚持，始终有纷争，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大朝议”。
在御前辩论中，李彦准备充分，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虽然叶向高等人也能说出很多道理和事例，但是李彦舌战群儒，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毕竟，他代表的是未来趋势，而人心又总是自私的，谁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大一些？何况阉党专权的范例就摆在眼前，叶向高等人所标榜的“德治”，最大的漏洞就在于他们自己，当初东林盛极一时，却无法阻挡魏阉上位，甚至连自己都丢官罢职。
史载这次御前辩论初步奠定了新政的合法基础，因为得到朱由校的肯定，标榜尊重皇权的叶向高等人，只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并且在内阁中忝为末座。
而在民间舆论的交锋中，李彦所代表的“立宪派”也占据了绝对上风，特别是晚明已经出现“非君”思潮的情况下，所谓“立宪”的做法，更能够得到支持。
最为关键的地方，其实还在于阉党篡权，事例就在眼前，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过去的办法可能是真的不行了。
当然，反对者依然存在，不过得到舆论和皇帝支持的李彦，手中更握着强力机关，使得任何反对派都不敢轻易做出过激的举动。
而此次辩论之后，李彦趁热打铁，彻底对朝廷中枢的权力架构进行调整，确定了“立宪内阁制”的基本框架。
对于朱由校来说，此事的最大影响就是他不用处理那么多繁杂的事务，这是他乐于见到的。
而对于百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多了，责任也变得更大，必须要改变从前的工作方式。
而李彦则开始准备次年、也就是天启七年的国士大会，届时也将正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时间，首届“皇家博览会”也将在那个时候举行。
如今“皇家博览会”已经成为朱由校参与比较多的一项工作，他甚至希望兴办一家手工作坊，也做出东西，拿到博览会上进行展览、评比。
朱由校对手工艺痴心不改，李彦只能一面教他如何做一个形式上的好皇帝，而对他的这些爱好，则给予适当引导，支持朱由校去搞这样的作坊，但是必须自负盈亏。
整个体系改革以后，内库被剥离，宫廷用度给大幅度裁减，一些浮华的规矩，也给李彦或明或暗地废除，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够将国库的银子当作自家的银子。
朱由校对于这些变化倒是没有太大意见，或者说实际上对他的影响也不大，皇帝的体面依然能够很好地维持，宫禁之中，还有一百多仆役为他服务，但是相比从前，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
同样的，李彦也开始削减皇室及皇族的支出，后世曾经有研究认为，明朝的皇族在中后期已经成为国家财政身上的吸血虫，明王朝最终灭亡，与这些藩王不无关系。
明朝对藩王的管制极为严格：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而且不得离开居住地，但同时待遇又极为优厚，不仅有丰厚的岁禄，而且还有大量不需要缴税的封地，以及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就使得明朝的宗室成为朝廷出资供养的寄生阶层，特别是人口繁衍，宗室的规模一再扩张，使得朝廷的负担越来越重，使得财政危机更趋严重。
李彦知道，要对宗藩制度进行改变，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更大。，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48章 商税（）
所谓重病需用猛药，但也要讲究循序渐进，李彦在砍掉宫廷大部分太监、宫女以及内监的作坊以后，也是给天下的宗室做出一个范本，那就是皇帝已经如此，你们更应该效仿。
缩减宗室的支出，毫无疑问将惹来一片反对之声，包括朱由校本人，这位非常看重感情的皇帝，显然也不会同意这么做。
李彦并不打算立即动手，总之内库现在掌握在他手上，对于宗室的一些拨款，能拖则拖，能减则减。
李彦倡导法治，不过在当前的条件下，为了让一些事情顺利实施，他又不得不有一些例外，手握内库即是如此，户部尚书李起元、分管户部的内阁大学士赵彦，都曾提出内库的归属，认为既然不设内库，那就应该将内库归入户部的国库。
李彦知道在新政这条道路上，他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独行者，所以能揽的权力，也要尽量揽在手上，对于赵彦、李起元要将内库并入户部的要求，予以拒绝。
李彦也有自己的理由，内库的收入主要就是盐税，而盐也属于手工业，归口工部管理，工部本来就收征收商税、货物税以及诸如竹木抽分、渔税之类的职权，并且工部也有自己的银库，那就是工部节慎库。
节慎库本来就是储存这些税款，以及工程款料，李彦的做法就是将节慎库和内库合并，成为新的节慎库，并且提拔夏熙为节慎库从九品的大使，替自己掌握节慎库的银子。
如此一来，户部的收入主要是田赋，而节慎库则掌握了盐税，各种工商税，关卡税，以及海关税，基本上形成“平分天下”的局面。
而在李彦看来，节慎库现在的收入主要还是盐税，结构并不合理，但是未来的增长潜力，肯定要超过田赋。
“工商税是必需要征收的，但必需要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辽东模式在内地怕是还无法实施，”李彦在辽南曾经设立海关，从辽南中转的海贸商品中征收关税，这些关税成为辽南发展和复辽军不断壮大的源泉。辽南海关是由海商们推举关长，按照李彦给出的规则组建，如今辽南的政务院已经实现民选，这在大明内地显然是不可能的。
夏熙作为豪商之一，如今帮着李彦管钱，自然知道在什么立场就如何考虑问题：“辽南的模式虽然不能照搬，但是在天津、登州组建海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南方的海州、松江、以及、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市舶司，重组以后，即可像辽南那样征收关税。”
李彦点了点头：“你来起草一份规则，然后找些海商商量商量，我的想法，还是得发挥海商的积极性，并且要鼓励海外贸易，但是有一条，逃税漏税需要管，进出口贸易的品种也要纳入管理，这些你都要考虑到。”
“当然，最基本的两条还是如何收税、将税收好；以及对海关官员的监督，防止贪腐，以及官商勾结！”
从广东到京城，远隔万里，在这个交通和通讯手段都很落后的时代，想要通过中央集权，管理到各个地方，显然并不合适。
所谓天高皇帝远，大明的钞关制度、市舶司制度，效果都不是很好，万历时期曾经派出中官，也就是太监充任各地的税监、矿监，但是从历年的财政收入来看，并没有得到多少增加，阻力、能力以及贪腐都使得本来有可能起到作用的政策，变成扰民，抗议声四起。
在李彦看来，辽南模式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内地的情况与辽南也有所不同，辽南的模式说白了，就是辽南衙署和海商协会对海关进行管理和监督，因为辽南事实上是自治的状况，所以对海商的约束力比较大。
而在内地，一省布政司的权力有限，很可能出现海商协会和地方官署勾结的情况，李彦现在站在朝廷的立场，当然希望避免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绝对完美、不存在漏洞的制度，何况制度本身好不好，也要看执行的效果，就李彦来看，其实大明的很多制度都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形同虚设。
李彦将原先曾在辽南海关担任关长的孙延荣抽调回京，让他和夏熙一同筹建天津海关，此外还要厘清全国工商税的征收办法。
如果说皇家博览会让天下的商人都很振奋，那么筹建海关和征收工商税的消息，就让大家感到十分惶恐，其一是作为商人，当然不希望自身的利益受损；其次也是担心重演万历年间，榷税太监胡作非为的故事。
李彦本来就想同商人一起，弄出一个合适的办法，这个消息并没有遮着掩着，仍然是用笔名在报纸上刊发了几篇文章，阐述纳税的权利和义务。指出商人依法纳税，国家才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譬如组建强大的军队，不让外敌入侵，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也只有商人依法纳税，国家才能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修缮道路、运河等等，使得他们经商的活动能够顺利展开。
商人纳税，可以享受这些好处，反过来说，朝廷收税，就有义务做好这些事情。
李彦的这几篇文章，引起的反响甚至要比筹建海关、征收工商税等来得更加猛烈，因为缴税本来就是惯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都是皇帝的，纳税属于纲常伦理，从来没有人因为要收税，而跟他们讲这些道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纳税还有这些好处。
然而不得不说，这些观点说得确实在理，就好比海上贸易，特别是在北方，有了大洋舰队以后，海贸比之从前变得更加安全方便。再好比北方的建奴，要是让那些野蛮人冲过来，肯定没法做生意。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有体会，但是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朝廷表现出来的这个姿态，大不寻常，用有些人的话来说，就是“循循善诱”。
而且官方还在报纸上征求意见，税率如何，如何征收，如何监管等等，洋洋洒洒十几条，还让他们提意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通过各地的官衙，驿站，以及华夏社进行反应。
多数人对此表示接受，而且是心甘情愿的那种。毕竟，税率不少太高的话，这样的姿态让大家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