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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李彦再次抛出他的国士院构想，即从各地遴选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成为国士，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议，议决朝廷律法和重大事项。
此议一出，可谓朝野哗然，有人尖锐地提出，李彦这是以天下之名，行剥夺皇帝权力之实，想要篡权。
立刻有人反问，李彦又不是首辅，只是内阁四名次辅之一，如何能够篡权？
石柱国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特别指出李彦此篇策论的前提，即一切权力皆由天下人授予天子，而天子授予百官，无论是内阁大学士、百官还是国士，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正式授官，不然即为不合法。
在政变发生以后，借着清算阉党的罪责，内阁通过了报刊发行的规则，认可其合法，并由礼部进行管理。
原本给阉党搞得七零八落的各种报纸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头，它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文揭露阉党的罪行。
李彦的文章发表以后，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讨论，随着华夏社刊发了一组相关的评论，不同报纸上的议论也越来越多。
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支持者认为李彦依然承认天子的威权，不过在行政事务上，天子显然不可能全都亲力亲为，否则也不会出现刘瑾、魏忠贤专政的事情。
反对者则认为，不管李彦及其支持者如何狡辩，他们都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显然居心叵测。
李彦能够预料到会出现激烈的纷争，这种争论首先是源于理念，这个时代的人对皇权存在莫名的敬畏，而且几百年传承下来，在读书人中间，天命皇权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李彦不断强调所以的革新，全都是在皇帝之下进行的，朝廷的重要决断，官员任命，都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
然而明眼人，以及怀有不同心思者，都能从他倡导的权力架构和制衡体系中，找到那些剥夺皇权的影子。
不过这一次争论持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因为争论的本质还要归结为利益，新体系的提出，无疑是增加了士大夫阶层在朝政中说话的权力，国士院更是给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平台。
因此，在李彦再三强调内阁、部院和国士院的权力，皆来自于天子和天下百姓以后，质疑声也渐渐变弱，反而是对国士院的支持，成为言论中的主流。
当然，对于李彦的指责依然存在，有关皇权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有了这个缓冲以后，内阁终于通过了新内阁制度、朝议制度、以及国士院制度。
这些制度的第一条，全都是大明皇帝奉天承运，代表天下万民，授予内阁治理朝政的权力，凡重大决策，皆须由皇帝陛下认可。
有关皇权的内容，不仅写得比较模糊，而且留下了伏笔，就眼下来说，李彦也知道远不到挑战皇权的时候，他奉行的原则就是只做不说，虽然即便如此，也还有很多人攻击他丧心病狂，但在士大夫阶层都能分得利益的情况下，暂时还能维持相对的平衡。
经过这样一次争论，市面上的报纸变得十分活跃，他们攻击阉党、议论朝政、点评官员，一时之间，似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阉党倒台、准许报刊发行的政策发布以后，很多之前给禁毁的报社纷纷重开，而经过这次论战，又有一批新的报刊问世，这些报刊大多是由士大夫组织编撰、刊印，有的是自己出钱，有的是几个人合伙，还有找人赞助的。
除了华夏社这样的大报，大多数的报刊发行量都很小，往往只在本城，或者附近的府县发行，就好像从前印书一般，有个几百册，甚至百十册的，也能编印一期。
经过华夏社和华夏公司的推广带动，金属活字印刷已经比较常见，华夏精作坊有专门铸造字模的工坊，制造各种字模，并对外销售，每年的销售额都非常可观。
相对于韵书排列来说，字形拆分更容易学习掌握，效率更高，对于活字印刷的推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夏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民间抄书、印书蔚然成风，如今有了活字印刷，更是如虎添翼。
华夏社引领的定期印刷物，包括报纸和期刊，也借着活字印刷，被广泛效仿，特别是阉党倒台之后，朝廷放开政策，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很多人投身其中，摇旗呐喊。
很多士绅、商人支持报刊的印刷发行，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谋取晋身之阶，或是支持自己赞同的派系、观点。
当然，华夏社诞生四五年来，其成功的商业模式，也为一些敏锐的商人把握到，之前就有几家商业性的报刊，如今也趁势而起。
虽然说大部分报刊发行量比较少，也有三五个人凑一起就捣鼓出一份报刊，印了三五期，甚至只有一期，就寿终正寝的，却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43章 言论（）
报刊的发行和报社的运作，虽然远未成熟，其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搅动得民间舆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
报纸上公然指摘朝廷大员以及国家政策，虽然暂时尚局限在指摘阉党方面，但是其热闹程度，却有了百花齐放的味道。
街头巷尾的舆论，也给市面上的报刊给带动起来，原本笼罩在头上的阉党阴影，一去不返，直感觉天空豁然开朗，大家先是试探着，然后就越聊越欢。
在江南，茶馆酒肆，常常有评弹说书的江湖艺人，如今最跑火的确是说报纸上的内容，或者是每天的读报时间。
听一听朝廷最近的动向，听一听报纸上对阉党的批驳，这些都成为大家喜闻乐道的话题。
对于民间舆论的纷纷扰扰，甚至有些杂乱无章，李彦并不在意，想要建立一个新体系，单纯靠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足，民间的这股力量虽然无序，却能对旧势力造成冲击，譬如民间对于国士院的提议，就十分赞同。
而国士院制度确立以后，地方上就开始转向讨论何人可以推举为国士，以参加国事决策。
在对阉党进行清洗的同时，内阁的强势，主要是李彦的强势，使得重建的朝政起初还是比较顺畅。
作为大明权力体系中最为关键的那一环，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积郁成疾。
朱由校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据说患有尿毒症，也不知道官家是如何考证的，李彦前世并没有关心过，不过朱由校此时生病，显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别的不说，宫廷内外已经开始流传是他想要害死皇帝，阴谋篡位。
事实上李彦主导的朝政改革，大部分群体都能从中获益，相对于过去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那里，等于是将皇帝的权力拿出来给大家分分。甚至就连勋贵，也获得国士院的名额，可以参与政治决策。
然而，利益的纷争从来就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既有那些权力受损的，也有觉得分配不平衡的，还有那些死忠的保皇份子。
因为新政的措施都是以内阁的名义发出，孙承宗等人不知不觉就已经有了新政的色彩，在许多流言当中，他们也成为李彦的帮凶，被人肆意污蔑。
甚至因为李彦手上掌握着兵权，亲领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又是郭振明、骆养性为左右都督，可谓大权在握，有些人不敢过于得罪李彦，却对朱延禧等人没有好话。
刑部尚书黄克缵曾经想要为此采取措施，严厉打击这种流言，李彦却没有同意，他知道这种流言越是压制，反弹越大。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召公就曾经说过，对民间言论，不该堵，而应导，是宣之使言。设置诸多人员，开通诸多渠道，使民尽其言，通其意，怨气得以宣泄，下情得以上达”李彦引述了召公的一段话，召公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儒家经典尚书中记述了很多召公的德政思想。
李彦知道，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回避不了儒家教条，事实上，在回顾先秦的政治思想时，就可以发现很多思想的闪光点。
并不是说这些先秦的人物思想有多么深邃超前，作为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本身未必复杂，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
李彦已经让宋钟国开始重新解构这些经典，以寻找新政的理论基础，而有关言论的论述，就是他最近才看到的。
话虽如此说，但在封建王朝，官僚体系内向来有言官“风闻言事”，也有不以言治罪的传统，但是体系内的开明，民间的自由言论却受到压制，百姓谤议朝政，也会受到处罚。
“若是由市井如此流言蜚语，怕是对李大人，对朝廷的权威，都是莫大的损害，再让别有用心者从中挑唆，后果不堪设想，”崔景荣分管刑部，对此显得很忧虑。
李彦笑了笑：“既然说百姓有说话的自由，那么不管他们说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去管，当然，那些恶意份子，刑部查出来，还是要治罪的。”
崔景荣苦着脸摇了摇头：“何谓恶意，这恐怕不好解释。”
孙承宗、朱延禧等人也觉得很奇怪，按说此事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彦，然而他却像没有事情似的，对此并不在乎。
他既然不在乎这等恶名，难道说真有那样做的打算？孙承宗让这个想法给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李彦一眼。
“谣言止于智者，随他们说去吧，”李彦笑了笑，趁机提出制定一个对言论的管理办法。李彦认为，士大夫和百姓皆享有言论的自由，他们可以议论朝政，也可以指摘官员；所谓言论包括口头的表达，以及通过报纸、刊物这样的出版物，凡是信息的传播，都可以囊括在言论当中。
民众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遵守朝廷法纪，不得以言论中伤他人的合法利益，否则即为诽谤，将依法惩处。
李彦提出的这个言论条例，也在内阁中引发激烈的争论，显然大家都不认同无论贵贱，都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更不能接受市井百姓对于一品大员的指摘，朱延禧认为这并不合乎纲常伦理。
李彦则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出很多的例证，以说明她提出的这一点，有充分的理论支持，并非标新立异。
争论先是在内阁中发生，随后李彦和朱延禧都在和华夏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随后引发更多人的讨论。很显然，办报已经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大部分还是读书人，所以他们的观点自然希望言论可以自由，但是老百姓也不能随意指摘官员士大夫，简单来说，还是要有个上下尊卑。
李彦自然也不奢望自己的观点一下子能够被接受，所以他也赞同对言论条例进行修改，在这一条例中，允许士绅办报，并对言论的权利和管理都作出了规定。
这样一份规定虽然充满了特权色彩，但也是一大历史进步，与此同时，针对那些市井流言，李彦并非毫不作为，他太明白舆论是多么的重要，自然不能容忍那些诋毁。
虽然不能容忍，但是他也不想采用暴力的手段，郭振明、刘文炳、申湛然等人都曾经向李彦建议，暗中察访，将那些造谣生事者抓出来正法。
李彦身兼兵部尚书，郭振明担任五军都督府左都督�